六十年前,商务印书馆创编《中国文化史丛书》,独辟新径,分门别类,各为撰述,既显示当年学术思潮和学人治学风格,亦发扬中国固有文化,为功至巨。故发刊伊始,即已蜚声士林,见誉人口。迄至**,犹受人称道,盖有由也。
丛书之中列有《中国疆域沿革史》,请顾颉刚先生撰述。顾先生慨然应允,然以诸务萦身,无暇执笔,要我先为搜集材料及起草。1934年禹贡学会初创,翌年得张石公(国淦)先生捐赠房舍,作为会址。顾先生邀我先期移居禹贡学会之内,以便着手进行工作。
当时正是国难当头,日本帝国主义侵凌日甚一日,东北三省早已沦陷,其锋芒及于山海关内,北京(当时称北平)势同前线,几有不可终日之势。顾先生曾感慨地说:“吾人处于**,深感外侮之凌逼,国力之衰弱,不惟汉唐盛业难期再现,即先民遗土,亦岌岌莫保,衷心忡忡,无任忧惧。”故承应撰著此书,实有深意。顾先生一再指出,必须详细论述疆域损益及其演变踪迹,借以使国人具知创造祖国山河之匪易,寸土皆应珍视,不能今其轻易沦丧,这不仅是口头的指示,而且在书中开篇明白写入。
顾先生上述指示,实为本书框架轮廓,大纲目录即依此制定。目录中特设《明代长城和九边》、《清代后期失地》等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