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忽视救治过程中派生的负面影响
水土流失灾变本身是多种因素复合叠加的结果,因为灾变而做出的任何一项对策,尽管其初衷是想使对策的因果关系明晰化,救治措施所引发的反馈都必然包容多重的因果关系。对待多重因果关系并存的复杂系统,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对策,都需要多角度地审视诱发牵连性负面效应的可能,以防患于未然。这一点恰好被以往的水土流失灾变救治工作所忽视。
我国盐碱化的土地面积多达266万平方公里,其中农田约66.7万平方公里,占我国耕地面积的7%。①因此,救治盐碱化土地一直是我国水土流失灾变救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救治盐碱化土地常规使用的办法有四种:引水洗盐、开沟排盐、改种抗盐作物以及植树种草改良土壤。除了植树种草这一做法不会引发负面效���外,其余三种做法都可能诱发牵连性的不利后果。有关数据表明,如果土壤含盐量为0.1%。0.3%,少数不耐盐的作物就可能遭受盐灾;达到0.3%~0.6%时,一般作物生长发育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有些作物会因此死亡;超过1.0%时,则一般作物都不能生长。②据此可知,要将已经盐碱化的l平方公里土地用水冲洗到可以正常利用,其需水量十分惊人,需要数千吨的水多次淋洗才能达到目标。 民族学教学与研究在云南大学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传统。从20世纪20年代云南大学成立时起,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就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云南大学前进历程中的晴雨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民族学的发展也经历了筚路蓝缕的初创、艰难求索后的柳暗花明、名家辈出的辉煌、特殊历史时期的低迷徘徊、雨过天晴之后的复兴。
20世纪30年代,由方国瑜先生主其事,邀约凌纯声、向达、楚图南、闻宥等学者编辑出版《西南边疆》杂志,研究边疆史地,探讨民族风俗。并在云南大学创建西南文化研究室,由方国瑜先生任主任,克服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带来的种种困难,先后编印“西南文化丛书”十一种。1938年,吴文藻先生被聘为云南大学教授,筹办云南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