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七十三岁去世，在古代算是高寿，但是在他生命的*后二十年中，周游列国，处处碰壁，大概只能用“挫败”、“流离”、“焦虑”、“伤怀”来形容。因为“不合时宜”，所以他的努力注定是失败的，而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让他一生的故事更增添了无可排遣的悲剧意味。
对孔子来说，这不是他想要的人生结局，但是幸而如此，才成就了历史上永恒的圣者图像。

流离
于是选择齐国城中女子美好者八十人，都穿着华丽而擅乐舞．再加上文马三十驷，馈赠给鲁君。陈列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再三前往观看，准备要接受这项厚礼，于是假借请鲁君在周边道路行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说：“夫子，可以走了罢？”孔子说：“鲁国今年的郊祭将至，如果郊祭后鲁君能致送膰肉给大夫，那么我还可以留下来。”季桓子终于接受了齐国的女乐，三日不听政；郊祭，又不致胳俎于大夫。孔子于是离去……
（孔子在卫国）待了没多久，有人在卫灵公跟前说孔子的坏话。灵公差遣公孙余假以兵仗出入胁迫。孔子恐怕获罪于灵公，待了十个月后，离开卫国。……
在卫国待了一个多月，有一回，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一同出游。却使孔子为次乘（第二辆车），招摇路过市集。孔子说：“我从来没见过爱好贤德如同爱好美色一般的人啊！”因此看不起卫君，离开卫国，路过曹国（往宋国去）。
孔子离开曹国到了宋国，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想杀孔子，拔去大树。孔子离去。
孔子在陈国待了三年，正逢晋楚争强，交相攻伐陈国。后来再加上吴国也来侵扰陈国，陈国屡遭兵灾。孔子说：“回去吧！回去吧！家乡的年轻人志大而才疏，但乐观进取，��忘其初衷。”于是孔子离开陈国……
灵公年老，怠于政事，不能用孔子。孔子喟然兴叹：“如有国君能用我为政，一年小可，三年可以有所成就。”孔子行……
又**，卫灵公问军阵行列的道理，孔子说：“行礼如仪，我倒是懂得的，军旅之事，却从来没学过。”第二天，卫灵公与孔子谈话，仰视空中飞雁，心不在焉。于是孔子离去，又到了陈国。……
（卫国大夫）孔文子将要攻打大叔，向孔子询问策略。仲尼推辞以为不知。退出后，即命门人预备车驾而行。孔子说：“飞鸟能选择栖止的树木，树木岂能选择飞鸟？”文子坚持阻止。正好季康子驱逐公华、公宾、公林，以财礼币请迎孔子，孔子乃归鲁。《（史记·孔子世家》）
儿时初闻“孔子周游列国”的说法，心中想到的是“环游世界八十天”那般的浪漫旅行故事。那时只知道孔子是圣人、是万世师表，受世人景仰，所到之处，自然是备受礼遇，风光至极。童稚的心灵，自然也无法想象，那是一趟集悲切、焦虑、困顿、危殆、时不我予的心情与遭遇于一身的漫长旅程。这次漫长而毫不浪漫的旅行，启程时，孔子五十五岁；归鲁，孔子已是六十八岁的垂垂老者！长路漫漫，甚至到孔子归鲁，仍然望不到终点。齐国陈恒弑简公，孔子时年七十一岁，仍奋力作出*后一击，却难堪地只看见自己孤独的身影，连一同行走十四载的弟子，这时都站在自己的对面。这趟孔子及其弟子的信仰之旅，到头来，从政弟子却与孔子分道扬镳，孔子晚年的落寞心情，可以想见。
这是一段漫长且奇异的旅程，旅途的起点与终点不以空间范围来界定，而是在追寻一个永远的梦想。所以说是“永远”的追寻，一则因为那样的梦想是恒久颠扑不破的，二则因为那样的梦想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不是世俗世界可以落实的。
因为要追逐一个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梦想，旅行家没有一个可以停驻的居所，只有不断地追寻、离开，再追寻、再离开……。两千五百年前孔子那长达十四年的壮游，事实上就是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孔子去鲁，时年五十五。这不是孔子**次流亡国外，早在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孔子三十五岁时，鲁国发生政变，郈昭伯与执政大夫季平子结怨，说服定公出兵攻打季氏。但季孙意如（平子）反而纠集孟孙氏与叔孙氏，三家共攻鲁君。昭公不敌，出奔齐国，为齐景公收留于郓，从此开始长达八年的流亡生涯，*后抑郁而死，终身不得归返故国。
孟僖子死于政变前一年，临终遗命二子仲孙何忌（懿子）和南宫敬叔从学于孔子。而政变发生时，仲孙何忌才十五岁，主导参与政变的当是孟氏家宰。但是两年后，仲孙何忌十七岁，与阳虎共同伐郓（昭公流亡地），大概不能说不是出自其自由意志了。后世儒者以仲孙何忌身为圣人弟子，竞如此大逆不道，愤怒而且不解。当然，我们不确知十七岁的仲孙何忌是否已师事孔子？我们也许也可猜测，鲁定公九年（前501年）孔子出仕为中都宰，当时正值壮年（三十一岁）的何忌扮演了某种角色，但是如果认为身为孔子弟子，在政治实务上也不违夫子，那恐怕是对真实而复杂的历史太天真的想象了。
昭公图谋除去权臣不成，反遭驱逐，*终死于流亡晋国时的乾侯。昭公卒，晋国执政大夫赵简子好奇地问史墨：“季氏大夫逐出他的主君，而人民顺服，诸侯友善对待，国君死于境外，却没有人怪罪于他，这是为什么呢？”史墨则以为：“天生季氏，与鲁侯并立如同两君，已经有很长的时日了。人民顺服季氏，岂非理所当然！鲁君世代失政，季氏世代勤政，人民早就遗忘了国君。虽然死于国境之外，又有谁会矜怜他呢？”《（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昭公流亡于齐、晋之间，齐、晋两国尝试纳昭公于鲁失败，而鲁国内部除了臧昭伯从行，叔孙昭子事变后返国，斥责季平子，并自行祈死外，似乎不起波澜，平静无事。昭公屡次试图返国复辟，无功而退。季氏依然坐稳执政地位，八年之中，国内无君，鲁国也未见如何动荡。赵简子与史墨的对话，当是实录。但是在曾经批评季孙意如“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致力维护封建礼乐秩序的孔子来说，臣逐其君，当然是比起“八佾舞于庭”更加“不可忍”的事变。因此，三十四岁的孔子开始了他一生中的**次流离，到了齐国。（相传孔子在适齐之前，曾与南宫敬叔同赴周问礼于老子，历代学者聚讼纷纭，意见不一，我以为此事可能性不高，当为战国道家者虚构的故事。）
孔子适齐，是为了避乱？还是“义不臣季氏”？其实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显然他不是跟随着鲁昭公的流亡小政府，而是到了齐国都城。孔子的行止去取，也许可以单纯解释：只因为孔子此时尚未出仕，没有可以追随鲁君的身份。但是，观孔子一生，尽管无时或忘批判违礼僭越的世卿权臣，大声疾呼倡议要恢复封建秩序，但是却从来不曾对哪位国君歌功颂德，效其私忠。因此，更合理的解释，应该说是孔子捍卫的是秩序本身，而非其中的任何一个特定角色。
孔子在齐国待了多久？没有很确切的资料，钱穆以为就只一年，待鲁国乱事稍定后即返鲁。孔子在齐，曾与景公论政，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理。但是孔子在齐国有没有出仕的机缘？或者说，孔子在齐，是否主动寻求出仕的可能？《论语‘微子》篇曰：“齐景公斟酌对待孔子的规格，他说：‘如果要比照季氏在鲁国的地位，那是办不到的；也许可以介于季氏与孟氏之间吧？’后来又说：‘我年纪大了，没法再重用你了。’孔子于是离去。”《史记·孔子世家》甚至有齐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而晏婴沮之之说。晏婴沮孔子之说，崔述辨之已详，认为绝不可信。而齐景公是否曾经想重用孔子，后来为何又借口年迈而断念呢？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年），孔子三十岁时，齐景公与晏子适鲁，孔子曾与景公见面，景公问秦穆公得霸缘由，孔子答以秦国小志大，处僻行正，又能起百里奚于累绁之中而用，“虽王可也，其霸小矣”。五年后，由于昭公奔齐，孔子也到了齐国，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果然与景公论政说礼，深得景公赏识，有意重用。之后才有晏婴沮之，齐大夫害之，以致孔子失去了在齐国鹰扬的机会。
这样的叙述是启人疑窦的。鲁昭公二十年，《左传》中的确有关于孔子与景公的记载，那是孔子批评琴张（孔子弟子？）吊祭宗鲁的不当；以及齐景公染上皮肤病，期年而未愈，欲诛祝、史以谢鬼神，晏婴阻止此事，并劝景公修德，庶几免于亿兆人之诅咒；还有当年十二月时，景公田猎于沛，违礼而招虞人以弓，孔子闻之而称道虞人“守道不如守官”；景公返，晏婴由饮食引申至政治，提出了“和而不同”的谠论。
孔子当时年方三十，景公是邻近鲁国的大国之君，晏婴是齐国的元老重臣，正直君子。两人相偕入鲁问礼于孔子，是不可思议的事。《春秋》经传只提到景公田猎于沛，这是景公当年**离开齐国都城的记录，晏婴亦未从行。孔子论虞人守官之事，显系风闻而评论，并非亲见其事。青年时期的孔子，仍未到知天命之年那样有着“岁不我与”的急切心情，是否会对这么一位平庸的国君有所期待，是值得怀疑的。
如果孔子对齐君无所期待，那么，去鲁适齐，既不是追随鲁君，效其私忠；也不是寻求在齐国的出仕机会；而只是单纯的避乱，或者再加上是对季氏的抗议吧！待得鲁国情势稍定，孔子即返鲁，其中未必有齐国大夫忌才、景公许而未用之事。孟子说：“孔子离开齐国，连洗好的米都等不及炊煮，匆匆用手接了，就急着动身。”（《孟子·万章下》）告别齐国，毫无留恋之情，应是对孔子当时心境的**描写。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胳俎于大夫。孔子遂行。
孔子去齐之后十六年，在过了知天命之年后，有点惊奇地，天命似乎转向，给了孔子他一生中**的机会，不清楚究竟为什么，孔子似乎得到了定公和季桓子两人的信赖与重用，从中都宰到大司寇，进行了三年的新政。
《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
后来鲁定公以孔子担任中都宰，一年，四方来取法。孔子由中都宰升迁为司空，又由司空升迁为大司寇。……定公十三年夏天，孔子向鲁定公建言：“为人臣者，不应私藏甲胄，大夫不得营建广达三百丈的城邑。”孔子遣仲由（子路）任季氏家宰，展开堕毁三大违制城邑的行动。《左传》和《公羊传》在鲁定公十二年（前498年），也都提到了关乎孔子政治生命的关键事件——“堕三都”：
仲由（子路）为季氏家宰，将堕三都。（《左传》）
季孙斯、仲孙何忌，率军堕毁费城。何以要率军堕毁郈城？率军堕毁费城？孔子当时深得季氏大夫重用，三月之内，言听计从。孔子说：“私家不藏甲胄，城邑不得广达三百丈。”于是率军堕邱，率军堕费。（《公羊传》）
《孔子世家》将“堕三都”的启动，系于鲁定公十三年夏，由《左传》校订，显然是错误的。这件春秋历史上的大事，应当始于鲁定公十二年夏，终结于冬十二月，鲁定公围成弗克，无功而返。
孔子汲汲于行道，恢复封建礼乐秩序，**的机会就是鲁定公十二年（前498年）的“堕三都”。这是整个春秋时代仅见的由国君和强宗世卿联手，打击“大都耦国”、“陪臣执国政”的僭礼现象。春秋以来封建秩序一路倾颓败坏，这也是**次力挽狂澜的壮举。
如同滔滔洪流中的砥石激起的巨浪般，大江东流既是一代气运所钟，浪花跌落也只空留向慕旧秩序的保守者以万分惆怅。“堕三都”之所以看似颇成气候，只是因缘凑合，历史意外地走上潮流之外的歧路，昙花一现的，迅即回到原来的轨道。孔子时为大司寇，子路为季氏宰，师生二人深受定公与执政大夫季桓子的重用。正值前几年，费宰公山不狃等不得志于季氏，与阳虎共谋去三桓，季桓子还曾经在鲁定公五年（前505年）为阳虎所执；而鲁定公十年（前500年）叔孙氏家臣侯犯以邱叛。因此季孙、叔孙二家都深感于家臣势凌大夫的危机，孔子与子路在此时所提出的“堕三都”正好合乎了各方的意图（尽管各方意图的方向可能是不一致的）：孔子要端正封建秩序，季氏、叔孙氏要对付坐大的家臣，鲁君也可借此伸张自己的权势。
所以“堕三都”事件，并不是单纯在“行道”的意图上的实践，甚至可以说，这个因素在政治权力场上，只是*微弱的声音。等到孟孙氏开始抗拒时（因为堕成并不符合他的利益，孟懿子仲孙何忌还是孔子的学生呢），堕三都之事乃功败垂成。一般认为，孔子也因此事件的急转直下，黯然下台，终至于国不再给他任何机会，只有往外寻找新的可能。但是，历史的潮流，时代的主流价值，对照着孔子的“不合时宜”，孔子再也没有第二次的机会了。
《孔子世家》对孔子之去鲁，归诸齐国因惧怕孔子得志于鲁，鲁国国势必盛，故而从中破坏，赠女乐于鲁，鲁君和季桓子因而荒废政事，孔子有志难伸，不得已而去鲁。这样的说法恐怕是后世儒家刻意夸张孔子在现实政治上的**成就，与当时的历史实情不合。
孔子政绩的“神话”，如《孔子世家》中记载：
定公十年春天，鲁国与齐国重修旧好。夏天，齐国大夫黎钮向齐景公进言：“鲁国重用孔丘，势必危及齐国。”景公于是遣使者邀约鲁国在夹谷进行和平会谈。……景公惧怕，知道自己在道义上不如对方，归国后感到惶恐，告诉身边臣子：“鲁国大臣以君子之道辅佐其君，而你却以夷狄之道教导寡人，使我得罪于鲁君，怎么办呢？”官员进而应对：“君子犯了过错，则以具体的物事谢罪；小人犯了过错，则以虚伪的文辞谢罪。国君如果真心要补过，那么得有实质的表示。”于是齐侯归还过去侵夺鲁国的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
（孔子）于是诛杀乱政的鲁国大夫少正卵。孔子与闻国政三个月，卖羔豚的小贩不乱开价；男女在道路上分别行走；路不拾遗；四方行旅来到鲁国，不必担心找不到相关官吏，如同在自己家乡一般亲切。齐人听说了鲁国的情形而感到惧怕，说：“孔子为政必然使鲁国称霸，鲁国称霸而我国就在邻近，恐怕会首先遭到兼并。不如先赠地给鲁国吧？”黎钮说：“还是先尝试破坏鲁君对孔丘的信任；不成再赠地也不算迟！”
**段中说的是孔子在夹谷之会中的表现，义正辞严，让齐景公感到羞愧，故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第二段则亟言孔子三月之中，几乎在鲁国创造了大同世界，齐人惧而欲先割地以避祸。
我们不妨来看看《左传》怎么记录夹谷之会中齐鲁双方的外交析冲：
将要盟誓。齐人在盟约的“载书”上写着：“齐国军队出境，鲁国若不以甲车三百乘追随从命，依盟约而惩处。”孔丘遣兹无还作揖而对：“齐国若不归还我国汶阳之田，我国听命于齐国的事，也比照办理。”
孔子基本上是以归还齐国侵鲁所得汶阳之田，作为齐、鲁两国订定盟约，鲁国承诺成为齐国附从国的交换条件。齐国归鲁田邑，纯粹只是外交筹码，怎能是因齐君道德上的羞愧而拱手奉上？
……

寻找红气球——代序
楔子
流离
我待贾者也
旷野的声音
问津
*后的挫败
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
伤逝
孔子的两个世界
尾声
如果君子不再流浪——三联版后记
参考书目
图片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