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殉教者
在由埃及亚历山大港开往纽约的一艘游轮上,头等舱里一位瘦弱的中年作家、教育家赛义德·库特卜经历了一场信仰危机。“我到了美国之后,是像那些拿奖学金的普通学生一样整天吃吃睡睡,还是应该与众不同”他这样想道。“我是应该坚持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抵制诸般罪恶的诱惑,还是纵容自己,沉溺于随处可见的诱惑之中?”当时是1948年的12月。新世界在地平线上隐约出现了,那是一个胜利、富有、自由的世界。而在他身后,则是满目疮痍、苦难深重的埃及。这位旅客以前从没有离开过自己的**。现在他离开也并非心甘情愿。
这位神情严肃的单身汉身材瘦小,肤色黝黑,前额凸���,留着一撮比鼻子略窄一点的板刷胡。他的眼神流露出一种容易招人冷落的孤傲。即便是在埃及炙热的太阳底下,他也宁愿穿着三件套的黑色西装,总让人觉得很正式。对于这么一个极度自尊的人来说,在42岁的年纪回到学校读书似乎有些纡尊降贵。然而,作为一个来自土壁泥墙的上埃及村庄的孩子,他已经超越了自己当初那并不远大的目标——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公务员。他的文学与社会批评使他成为埃及*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但是,这些批评也激怒了埃及恣意挥霍的独裁者法鲁克国王,他签署了对库特卜的逮捕令。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很同情库特卜的处境,急忙安排他离开埃及。
那时库特卜在埃及教育部做主管,工作非常轻松。政治上他是个热忱的民族主义者,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而这种立场也是当时官僚中产**的主流思想。至于那些将会催生所谓宗教激进主义的思想,此时在他脑海里还没有完全成形。实际上,库特卜后来说过,在踏上这次旅程之前,他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虽说他10岁就会背《古兰经》,而他的写作近来也开始转向更为保守的主题。但库特卜和许多同胞一样,由于英国对埃及的占领而变得激进了;而昏聩的法鲁克国王与英国串通一气,这也让他极为鄙视。反英示威游行、各个矢志要将外国军队逐出**的煽动性政治派系——也许还有国王——使得埃及备受折磨。库特卜这个貌不惊人的中层政府职员之所以特别危险,是因为他那些直言不讳而影响深远的时事评论。虽然他从未跻身于阿拉伯当代文学的前列(这让他一直颇为苦恼),但是在埃及政府看来,他却逐渐成为一个令人头疼的大敌。
库特卜在很多方面都很西化——从他的装束,到他对古典音乐的钟爱,还有对好莱坞电影的喜好。他读过翻译成阿拉伯语的达尔文、爱因斯坦、拜伦和雪莱的著作,而且特别喜欢法国文学,尤其是维克多·雨果的作品。但是,即便是在去国离乡之前,这吞噬一切的西方文明所取得的进展仍然让库特卜深感担忧。尽管博学多识,他却把西方世界看作一个单一的文化实体。资本主义之于马克思主义,基督教之于犹太教,法西斯之于民主,这些区别与库特卜心目中惟一*大的分野相比都无关紧要;在这个分野的两端,一边是伊斯兰教与东方世界,一边是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世界。
殖民拓展一直是欧洲与阿拉伯**之间关系的典型特征,但美国在这方面却截然不同。二战结束时,美国对于殖民者和殖民地之间的政治分歧持观望态度。事实上,人们很容易把美国视为反殖民主义的榜样:这个被压制的民族赢得了解放,并且将曾经的统治者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这个**的力量似乎源于其自身的价值观,而不是欧洲那些文化优越性或种族、**特权的观念。由于美国把自己标榜为移民**,它与世界各国之间就有了一种相互渗透的关系。阿拉伯人和其他许多民族一样,也在美国国内建立了自己的聚居区;在亲缘关系纽带的影响下,他们也更为倾向这个**所宣扬的理念。
因此,美国政府在二战结束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这让库特卜和许多阿拉伯人都很震惊,大有遭到背叛之感。就在他乘船离开亚历山大港口的时候,埃及和其他5个阿拉伯**的军队即将在一场战争中*终败下阵来——这场战争确立了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中作为一个犹太**的地位。阿拉伯人惊呆了:这不仅是因为以色列士兵的决心和作战技能,更是因为本国军队的无能和领导人灾难性的决策。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羞辱对阿拉伯知识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程度远远超过当代历史上的任何事件。在哈里·杜鲁门总统签署命令将10万犹太难民送回巴勒斯坦之后,库特卜曾这样写道:“我恨这些西方人,我鄙视他们!所有的西方人,无一例外: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后还有美国人,那么多人曾经信任过的美国人!”
头等舱里的这个男人也有过浪漫的爱情,但他经历的主要是爱情带来的痛苦。他曾在一篇小说中略加掩饰地描述过自己一段失败的恋情;从那段感情之后,他就拒绝了婚姻。他说,在那些把自己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无耻”女人中间,他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伴侣。不过他还是喜欢女人的——他和三个姐姐的关系就很亲密;但性欲让他感觉受到了威胁,于是他就以不赞成亲密关系的态度来保护自己,并把性视为获得救赎的大敌。
他所体验过的*亲密的感情关系就是和自己的母亲法蒂玛,一个不识字但却非常虔诚的女人之间的感情。她把早熟的儿子送到开罗去学习。1933年库特卜27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在随后的3年里,库特卜在外省的好几个地方教过书,后来调到了开罗一个富足的郊区赫勒万,他就把全家接过来一起生活。他极度保守的母亲在这里过得始终不太安心。她总是很警惕;因为在赫勒万,悄然发展的外来影响比她以前住的小村子要显著得多。这些影响在她老于世故的儿子身上一定也表现得很明显。
赛义德·库特卜在舱房里做着祷告,对自己的身份仍旧感到犹疑不定。他是应该“正常”,还是应该“特别”?是抵制诱惑,还是沉溺其中?是坚守伊斯兰教的信仰,还是将其抛在一旁,转而接受西方的物质主义和罪恶?像所有的朝觐者一样,他同时走上了两条征途:一条向外,朝着更广阔的世界;另一条则向内,通往自己的灵魂之中。“我要做一个真正的穆斯林!”他下定了决心。可是他立刻又自问:“我是真的这么想,还是心血来潮?”
一记敲门声打断了库特卜的沉思。他的舱房外站着一个年轻姑娘;按照他的描述,她又高又瘦,“半裸着身子”。她用英语问道:“今晚让我做你的客人好不好?”
库特卜回答说房间里只有一张床。
“一张床也能睡两个人呀!”她说。
惊诧万分的库特卜猛地一下关上了门。“我听见她摔倒在门外的地板上,这才意识到她原来是喝醉了,”他回忆道。“我当即感谢真主帮助我战胜了诱惑,让我能坚守自己的道德信仰。”
这就是库特卜——一个正派、骄傲、充满烦恼而道德观念极强的人。他那无人赏识的天分,日后将动摇伊斯兰教,危及伊斯兰世界的各个政权,并成为阿拉伯民族无着无落的年青一代的指路明灯;寻求着生活意义和目标的这一代人,*终在圣战中找到自己的归宿。
库特卜抵达纽约港时恰逢美国的假日季节,当时的繁荣景象在这个**是****的。战后的经济飞速发展,每个人都在挣钱——不管是爱达荷州种土豆的农民,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商,还是华尔街的银行家。如此多的财富,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模式的信心;在不久以前的大萧条时期,这种模式曾受到残酷的考验。失业这回事似乎和美国根本不沾边;根据官方数据,失业率低于4%,而从实际上说,任何想要工作的人都能找到工作。现在,全世界一半的财富都掌握在美国人手里。
当库特卜漫步在纽约街头的时候,美国与开罗的反差一定让他觉得尤为苦涩。四处装点着节日的灯火,华丽的橱窗里摆满了他听说过却从未见过的东西——电视机,洗衣机——这些科技创造的奇迹充溢着每一家百货商店,数量之多令人瞠目结舌。曼哈顿一座座崭新的办公楼和住宅大厦,肩并肩地填满了帝国大厦与克莱斯勒大厦之间空中轮廓线的空隙。市区和外围城区的许多大型住宅区还在建造之中,它们能容纳大批的移民。
在如此充满活力与信心、文化融合达到**程度的环境之中,树立起一个具体的象征物来代表业已改变的世界秩序,正可谓恰逢其时——这个象征就是俯瞰纽约东河的新联合国大厦。作为战争留下的遗产,坚定的国际主义精神在联合国这个组织上得到了*有力的体现;不过,与任何一个单一的理念或机构相比,纽约这个城市本身就更为有力地代表着全球和谐的梦想。整个世界都在涌向纽约,因为这里是权力之都,**之都,也是可以带来变革的文化能量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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