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别与对话 乐黛云 (北京大学)
一、三次中西相遇
近世以来,中国与西方三次相遇。
16世纪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在传教的同时把中国介绍给西方。当时的**主要是寻找西方与中国的共同点和可能的融合点,如利玛窦(Matteo Rieci,1552~1610)的《天主实义》、皈依天主教的儒士严谟所著的《天帝考》。严谟在中国儒家古代经典中找出65处有“天”和“帝”的段落,论证天主教的上帝与中国天、帝的异同,并推断中国古代的“天”和“帝”就是西方的上帝。这种寻找相同性的努力*后因为罗马教会颁布禁止中国天主教信徒祭祖的法令和“礼仪之争”而中断。本来可以建立的对话成为不可能。
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成为西方“自我”认同与扩张的对象。第二次中西相遇在不平等和中国几乎否定自己的历史文化的过程中进行。20世纪50年代的“全盘苏化”更使这一强制性认同过程发展到**。尽管这一过程延续了百余年,直到60年代才��全面闭关锁国而告结束,然而,中国文化精神在历史上从不接受殖民。百余年来,中国文化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种文化的深刻影响,但中国文化从来没有归化他种文明而完全丢失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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