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权力与**》是以乡村的文化网络为基本结构并考察其功能,这一点和作者第二本书《从国族中拯救历史》(中译本即出)的结构形态似乎相差不少,但他所关注的主题却在继续延伸:现代**如何构造新的文化,以及民间团体如何“抵抗”从上面来的“攻击”,是第二本书所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
*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在他的著述里贯穿了一种方法论:在考虑话语—主体—制度这三者对历史的建构时应该加入许多外来事物和偶然因素,因为参与主体和主体性构成的不仅有话语,还有外来事物;而由主体构建的制度还应包括制度本身的逻辑和偶然性。因此,所谓“拯救历史”其实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带有实体的目的。作者认为当民族**成为现代性之下的历史主体时,其它历史就没有了,因为写历史的不同方法带有不同的目的性——以民族**为对象的历史自然会排除掉其他可能的历史。所以,他从民族**中要拯救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表明,我们本来就应该有许多种历史,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对杜赞奇这样的研究者来讲,他*关注的就是在民族**之外的历史是如何被压下去的,乡村仍然是他的立场。

我将用“**政权的内卷化”这一概念来说明20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权的扩张及其现代化过程。在政权内卷化的过程中,如同前面讨论过的赢利型**经纪一样,政权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同步增长。尽管正式的**政权可以依靠非正式机构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它无法控制这些机构。在内卷化的**政权增长过程中,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团体代替过去的乡级政权组织成为一支不可控制的力量。
我从克利福德·占尔茨(clifford Geertz)那里借用了“内卷化”这一概念,他*早是用此概念来研究爪哇的水稻农业的。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肜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模式的现象。在殖民地和后殖民地时代的爪哇,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原地不动,未曾发展,只是不断地重匝链简单再生产。尽管这种生产并未导致人均收入的急剧降低,但它阻止了经济的发展,即人均产值并未提高。
幽家政权的扩张应建立在提岛效益的基础之上,否则其扩张便会成为古尔茨所描述的那种“内卷化”。我对赋税征收系统中的效益作了如下定义:不论利用何种手段,当正式的**税收机关收税增加,而且,其征自纳税人的税款在总税收中比例增大时便可说明是效益提高。相反,如果正式税收机关所征税款在总税收中比例并未增加(小论其**值是否增加),则说明其效益低下。目家政权内卷化在财政方面的*充分表现是,**财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换句话说,内卷化的**政权无能力建立有效的官僚机构从而取缔非正式机构的贪污中饱——后者正是**政权对乡村社会增加榨取的必然结果。
更广泛地说,**政权内卷化是指**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面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20世纪当中幽政权依赖经纪制来扩大其控制力时,这不仅使旧的经纪层扩大,而且使经纪制深入到社会的*底层——村庄。
占代中国崇尚无为而治,并不讲求效益,故在一定程度上不存在“内卷化”问题,“内卷化”一词也不适用于在家长制或保守思想(不急于加强对物质生活和道德文化的控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和殖民地时代。许多封建和殖民地社会尚缺乏造成“内卷化”现象的另一重要条件:即地方政权并不是由想捞取利益但毫不负责任的赢利型经纪人、而是由社会精英所控制的。在封建时代,下层 ……

中文版序言
前言
**章 权力的文化网络
第二章 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
第三章 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
第四章 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
第五章 乡村社会中的宗教、权力及公务
第六章 乡村政权结构及其**
第七章 **与乡村社会的重组
第八章 **政权的现代化与地方领导
结论
后记 社会史研究方法浅议
引用书刊目录

本书对1900-1942年的华北乡村作了详细的个案研究。作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且详细论证了**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来深入社会底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