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的言论,深入而**,切近而有条理,内容参差,而道理归一。矫正名实关系,运用恰当词句,为了清楚表达自己思想。名称词句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足以沟通思想就够。转弯抹角,标新立异,是邪说奸言。名称足以指称实际,词句足以表达关节就够。超过这个界限,是故意为难,君子一定要抛弃,蠢人却拾来当宝贝。蠢人的言论,无根据又粗疏,争吵不休,没有条理,叽叽喳喳,乱说一通。搬弄好听的名称,炫耀好听的辞句,思想内容一无可取。假借名称,搬弄词句,无休无止,劳苦而无功,贪求而无名。聪明人的言论,考虑容易了解,实行容易办到,成功则一定会达到预期目的,而不会遭遇失误。蠢人的言论恰恰相反。《诗经》说:“是鬼是怪,我自然看不透。你俨然是有脸有眼的人,就永远会受人注视,没有穷极,终究会被人看穿。我写这首好诗,是为尽情揭穿反复无常之徒。”说的就是这种蠢人。
凡是讲求治国之道,而要靠着人们除去欲望的人,就是没有办法用礼义来引导欲望走向正路,却被有欲望难住了的人。凡是讲求治国之道,而要靠着人们减少欲望的人,就是没有办法节制人们的欲望,却被欲望太多难住��的人。有欲望与没有欲望是不同类的,这是有生物和无生物的不同,而不是**治乱的关键。欲望的多少,也是不同类的,是情欲多寡不同的问题,而不是**治乱的关键。人并不等待有达到欲望的可能,才发生欲望,但是追求欲望的满足,却总是从所可能求得的方面去努力。欲望不等待有达到的可能才发生,这是人从天然禀受到的本性。寻求达到欲望的人,常常从可能求得的方面去努力,这是从内心接受来的思想。天生比较单纯的欲望,和受着内心多方面考虑所节制的欲望,是不相类似的。人所欲望的,莫过于生。人所厌恶的,莫过于死。然而人有从生走向死的,这并不是他们不愿意生,而愿意死,而是由于他们内心考虑到,在当时情况下生是不对的,而死是对的。欲望很强烈,但行动却跟不上,这是由于心节制的缘故。心所认为对的事情,如果是合理的,那么欲望虽多,对于**的治理,又有什么妨害呢?欲望不强烈,但行动却很积极,这是由于内心的驱使。心认为对的事情,如果不合理,那么欲望虽少,对于**的扰乱,又怎么阻止得了呢?因此治乱的关键在于,思想所认为对的合理不合理,而不在于欲望的多少。不从关键所在的地方去寻求治乱的原因,却从没有关系的地方去寻求,虽然自以为已认识到问题的关键,其实是把问题看错了。 每当我走人大书店时,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新出版物,面对堆得像小山一样的装帧考究的新书,我常常会产生一种挫折感和压迫感。作为一名作者,我的书可能默默无闻地躺在某个角落里,也许没有多少读者光顾它,也许没有多少读者购买它,即使购买了,也许没有多少读者认真地阅读它。作为一名作者,虽然写过那么几本书,却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相反,倒是有理由生出某种惶惑、谦卑和敬畏的心情。作为一名读者,“其生也有涯”,面对这浩如烟海的出版物,其“读”也无涯,即使一辈子全用来读书,也读不了多少书。怎么办?我想到了《红楼梦》中贾宝玉所说的话:“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问题是取哪一“瓢”?我以为,*保险的办法是:面向经典,面向大师,与大师一起去感受和思考。这就是构想此套丛书的思想背景。
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与该社李艳辉女士一起策划、主持了这套“哲学元典选读丛书”,以作为先前出版的“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的补充。因为如“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总序所言,当时就想在引进一本西方哲学教材时,同时引进一本与之配套的“读本”(readings)。例如,若引进一本《知识论》,就同时引进一本《知识论读本》,前者着重阐发该分支的基本理论,后者则选编从古至今在知识论方面有影响的论著,由此引导学生去阅读原著,阅读经典,并与哲学大师一起去思考。由于在联系版权等方面遇到困难,我们决定,干脆邀请国内知名专家编选“读本”系列,并加人中国哲学的本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