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清末民初的民族问题与边疆危机
中国的民族问题与边疆问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边疆地区是各少数民族主要的聚居地,而且“各民族在自立发展基础上的融合发展是构成统一多民族中国边疆的基石”(1)。中国疆域的基本特点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与边疆区域的大体重合,这决定着中国历史上民族问题与边疆问题交织在一起。近代以来,尤其清末至民国时期,我国疆域遭到了列强的蚕食鲸吞,边界线发生了频繁的变动,民族问题与边疆问题纠缠在一起,成为影响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节 清末民初的民族问题与边疆危机
1900年前后的30余年间,是中国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中国不断遭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边疆地区成为其首先蚕食鲸吞的对象,中国边疆面对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帝国主义企图利用中华民族内部矛盾不断制造分裂中国的阴谋,沙俄导演外蒙古“独立”、“自治”,英国策划西藏“独立”,沙俄武装进犯新疆等;一些反动的封建少数民族上层也不惜以帝国主义为靠山,大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这些都导致边疆民族社会内部原有的关系遭到破坏。这些变化又致使社会内部的**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尖锐和复杂,中国的民族问题和边疆形势再度出现严重危机,国内民族矛盾和各族人民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矛盾交织在一起。
一、蒙古地区的民族问题与边疆危机
鸦片战争后,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清政府对蒙古地区推行旨在搜刮财富的经济压榨政策。《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处于“库储一空如洗”,“大局日委,上下交困”的局面。为了挽救其垂危的危机,1902年,清政府开始对蒙古地区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并在这一幌子下,推行“凡绳丈所至,兵力随之”的武装强垦措施。在蒙古地区掠卖大量土地,实行疯狂的经济掠夺。从1902年到190,4年清政府在内蒙古东、西部共垦土地3 200多万亩,获取押荒银650多万两。“移民实边”政策对蒙古地区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加剧了**矛盾和民族矛盾;没有起到充实边防、抵御帝国主义入侵的作用。1906年,清政府在“变法图强”的幻想下,又试图在蒙古地区实行“新政”。这些多如牛毛的新政令,引起蒙汉人民的不满,也引起王公**和宗教上层的强烈反对。同时,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也动摇了清政府封建专制的上层建筑。而沙俄正是利用这种不满和反抗情绪,鼓动哲布尊丹巴等人搞“独立”。
“移民实边”和“新政”的推行,使一部分蒙古封建**固有的封建特权和统治地位受到冲击,引起了他们对清政府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不少封建王公与清政府貌合神离;还有一些蒙古封建王公**,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和新的**分化中,沦为破落**,激化了一些蒙古王公**、与清政府的矛盾。但是,他们又不甘心屈居平民**,在帝国主义的唆使利诱下,公开与其勾结,进行脱离中国的“独立”运动,走上了“独立”、“自治”的道路。
在近代中国的边疆危机中,沙俄趁火打劫,为侵占中国领土*多的西方**。沙俄对蒙古的侵略是从划分势力范围到策动“独立”、“自治”逐步进行的。其侵略的特点主要是从民族问题人手,煽动民族分裂,策动“独立”、“自治”,进而企图吞并蒙古,以达到“占领与俄国
接壤的中国的几个省份”④的目的。
“沙俄为了实现侵略中国的‘黄俄罗斯’美梦,先后制定了‘米勒尔计划’、‘穆拉维耶夫计划’、‘巴达玛耶夫计划”’④等。20世纪初,沙俄又与其他列强相勾结,划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把蒙古地区划为它的“势力范围”,作为其吞并的主要地区。同时,沙俄为使外蒙古“独立”,利用各种机会拉拢和收买蒙古王公,煽动分裂情绪,培植亲俄势力。沙俄对少数蒙古王公**喇嘛的收买与勾结完成了蒙古地区“独立”、“自治”和叛乱的准备工作。
清政府在蒙古地区推行“新政”遭到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八世为首的一小撮僧俗封建领主的反对。沙俄趁机利用他们与清政府之间的矛盾,鼓动他们脱离清政府,投靠沙俄。
1911年春,杭达多尔济亲王、达喇嘛车林齐密特和内蒙古的海山等人,联名上书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密谋外蒙古“独立”。哲布尊丹巴利用喀尔喀四部王公和上层喇嘛来库伦向活佛进献“丹书克”的机会,举行会盟商讨“独立”问题。同时,杭达多尔济亲王、达喇嘛车林齐密特等人,在额尔德尼商卓特巴的衙门内召开了一个由王公和**旗官参加的会议,传达了呼图克图的会议精神,由于意见不一,会议未达成协议。紧接着,哲布尊丹巴在沙俄驻库伦领事刘巴直接参与下,在库伦附近的博克多鸟拉山召开了有18名王公、喇嘛参加的秘密会议,阴谋策划外蒙古“独立”。1911年7月30日,哲布尊丹巴派出杭达多尔济亲王以“蒙古君主”哲布尊丹巴“钦命外交大臣”的身份,和达喇嘛车林齐密特等人带着哲布尊丹巴的信件到俄国寻求庇护。沙俄表示承认外蒙古独立,并同意给予军事援助。这样,外蒙古叛乱的代表团以“承认俄国保护”,并给沙俄种种特权,换取沙俄以武力支持外蒙独立。在沙俄的保护和支持下,哲布尊丹巴等人更加猖狂地进行外蒙古“独立”活动。
辛亥革命爆发,俄国认为时机已到,煽动外蒙古封建王公“不要放过中国发生革命这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来保证喀尔喀的独立发展”②。在沙俄武力支持下,1911年12月16日,库伦叛乱集团宣布成立“大蒙古国”,以“共戴”为年号,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任命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为内阁总理大臣,内阁分外务、内务、财务、兵、刑五部,完全由亲俄分子掌管。为使库伦当局控制整个外蒙古,沙俄一面加紧煽动蒙古各地王公参加叛乱;一面又制定了一个包括训练蒙军,派遣以波波夫上校为首的军事教官团,提供武器和贷款在内的控制蒙古的侵略计划;策动札萨克图汗叛乱,支持海山、马格萨尔扎夫和俄国间谍丹必占喇嘛带领叛军进攻科布多。1912年8月6日,科布多城失陷。至此,沙俄操纵的外蒙古政权控制了外蒙古全境。
沙俄在策动外蒙古“独立”的同时,还把侵略魔爪伸进呼伦贝尔地区。一面通过在哈尔滨设立的“蒙务机关”笼络呼伦贝尔蒙旗上层人物,同时唆使哲布尊丹巴以“蒙古君主”的名义煽动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的王公**响应库伦“独立”脱离中国。一面进行军事威胁。
1911年6、7月问,俄军逐渐向满洲里边境移动,9月,沙俄伊尔库茨克省军事头目仇其金以阅兵为由,到我国东北进行军事部署。辛亥革命爆发后,俄国驻海拉尔领事乌萨蒂,诱惑蒙旗额鲁特总管胜福、陈巴尔虎总管车和扎诸员主动“独立”,响应库伦。与此同时,以额鲁特总管胜福、陈巴尔虎总管车和扎等人召开秘密会议,策划呼伦贝尔“独立”,在此之后,俄国政府向我国黑龙江北部大量运兵,为制造呼伦贝尔“独立”做好了充分准备。“大蒙古国”成立后,在沙俄的授意下,散发了不少秘密文件,煽动内蒙古各旗响应库伦“独立”,以达到沙俄吞噬内蒙古和呼伦贝尔地区的目的。
在外蒙古叛乱集团的煽动下,内蒙占一时乌云密布,内蒙占6盟49旗中有35旗蒙古王公响应或支持库伦“独立”。1912年1月14日,额鲁特总管胜福、陈巴尔虎总管车和扎和索伦总管成德在俄国驻海拉尔领事乌萨蒂的操纵下调集各旗蒙兵1000余人,利用沙俄配备的武器,以反对共和为名成立“大清帝国义军”。15日,叛乱武装占领呼伦贝尔城,强行驱逐当时政府官员,占领官署,并逼迫**政府撤出驻军,交出行政权。①宣告“独立”,并成立了隶属于库伦政权的“自治政府”。
这样,呼伦贝尔地区基本被俄蒙联军所侵占。
外蒙古和呼伦贝尔“独立”之后,沙俄又策划乌泰叛乱。早在辛亥革命前,沙俄就已加紧了对内蒙古东部的侵略。辛亥革命后,沙俄加紧了策划乌泰叛乱侵略内蒙古东部的步伐。1912年8月20日,得到沙俄支持的科右前旗札萨克郡王乌泰宣布“独立”。驱逐汉官,公开散发《东蒙古独立宣言》,明目张胆地宣称:“今库伦**派员劝导加盟,俄国亦给武器弹药,予以援助,兹宣告独立,与中国永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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