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历史中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不少伟大的思想家、诗人、艺术家，同时也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隐士。隐逸及其相关的道德原则、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涉及到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为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提供了许多素材和话题。探究隐士和隐逸文化的奥秘，对于深入全面地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和历史是十分必要的。
本书是**部对东汉末年以前的中国早期隐逸文化和隐逸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著作，并且是出自一位西方汉学家之手。作者以大量**手史料为依据，追本溯源，探究隐逸文化及其思想依据的来龙去脉，分析了孔子、庄子、司马迁、班固、杨雄等许多重要人物在隐逸传统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论述了战国群雄争霸、汉帝国建立、王莽篡政、官吏察举制度、东汉党锢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对隐逸传统发生的影响。
全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考论严谨，叙述生动，涉及有名有姓的隐士数百人。其中有真诚的道德理想主义者，有不食人间烟火的**主义者，也有沽名钓誉的江湖骗子；既有与统治者不合作，带有政治抗议色彩的隐逸，也有融人体制，助人君行教化的典范性隐逸；既有实质性的遁迹山林、栖居岩穴者，也有“隐于市”、“隐于朝”的所谓“大

**章 隐逸的起源及其在战国时期的发展
一、隐逸及其早期文本
没有证据表明在孔子（前551—前479）时代之前存在着可以被确切称为隐逸的事情。至少就目前所知，隐逸是春秋后期和战国时期（约前500—前221）���产物。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孔子本人的思想**出来的。只是在孔子的生活时代之后，才出现了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环境，使隐逸观念得以繁荣，隐逸成为一种可以追求的生活方式。当然，作为比较成熟意义上的隐逸，如我所使用的概念，不可能是在一夜之间诞生的，孔子和他以后的哲学家在他们创建其隐逸原则的时候，也在他们的传统中发现了一些可以将其解释为是他们思想之先兆的要素。在他们的解释中，他们补充了许多遥远的古代隐士的传说。奇妙的是，这些故事所告诉我们的，更多的是关于其产生的时代，而不是其所声称的时代。因此，在本章的**部分，我不去转述关于那些传说人物的故事，而是考察孔子之前的文本段落。这些文本段落表达了一些可以被认为是隐逸的史前要素的态度和观念，并且由于其古典以及*终的经典的地位，逐渐被认为是隐逸原则的*高的权威的表达。我将要考察的这些段落，出自《尚书》的*早的片段、《易经》的卦爻辞以及《诗经》。
在《尚书《中被认为是“真实”的部分（大致由产生于先秦时期，即公元前221年以前的材料组成），有两段材料后来被解释为与隐逸有关。一段材料见于《尧典》，其中“四岳”拒绝了传说中的统治者尧所授予的王位。但是“四岳”拒绝的理由是谦恭地认为自己配不上这一崇高的职位。这种行为似乎是出自一种恭敬和君子的谦卑的考虑，一种后来被认为非常接近孔子教导的行为模式，但却还不具有任何特殊的隐逸的意义。另一段材料见于《微子》，记录了微子与两位殷商朝臣在商朝灭亡前夕（商朝灭亡于前11世纪）的对话。微子说：“我其发出狂；吾家耄，逊于荒。”这段材料可用以说明与我们前面所说的构成与隐逸定义相关的要点，即只有当有证据表明，存在着从威胁到个人的道德完整性的世俗世界中退出的道德选择时，我们才可以适当地谈论隐逸。在这个例子中，没有理由假设这些“家耄”之所以“逊于荒”，除了要逃避朝廷存身活命于荒郊之外，还有什么其他追求。
尽管这两者之间是有某种关联的，但我们必须对做隐士和做难民做出区分。如果我们把“隐士”一词运用于一切为了逃避危险而使自己处于孤僻境地的人，那么这个词的含义就会变得难以想象的不**。构成隐士观念的关键在于，个人欲与之保持距离的那种危险是一种道德的危险，例如失去自我控制或人格完整。在古代中国，也像在其他时代其他地方一样，躲避危险往往是逃向深山老林或沼泽地。关于这一点，《墨子》（前四世纪）一书有例证，说这种行为足以逃于人而不足以逃于天。庄子也有例证。事实上，正是对于这种存身活命之道的不足的反思，得出了《庄子》内七篇的许多观点。我将在下面有关庄子的章节再回到这个问题。
《易经》本是一部占卜指南，在其开始吸引了高度哲学关注之后很久，仍有一部分人如此看待这本书。这一常见的观点有必要加以重新澄清，不是为这一文本的无价值的迷信作辩护，而是为了确定哪些含义可能大致是在孔子时代之前被赋予其文本的特定段落的。《左传》对《易经》的引用表明，早在孔子之前，《易经》就已经被引用为哲学智慧，同时也用于占卜目的。然而正是“十翼”的解释才使其文本带上了高度的哲学意味，而“十翼”的年代不早于战国时期。就其与隐逸的关系而言，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正是“十翼”**给这部经典引入了隐逸的观念。
《易经》这部书的基本的、*初的目的，是为政府决策提供指南：当面对某种局面时，君王或官员会咨询于占卜，以决定何种应对措施是合适的。卦辞和爻辞所提供的，是对该卦所提示的某种*普遍意义的应对的陈述。卦爻辞及其所组成的文本结构给出的建议有各种可能，既可能是在有利情况下主张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也可能是在行动会引发灾难的情况下主张严格避免行动，因为此时**可能的好的结果在于小心等待情况发生变化。《易经》中的这些判断难免会采用概括性的语言来表述，以便可以适用于从政的人们可能会面对的各种情况和决策。文本中很少有与具体特定行为相关的判断，因为那将有损于其所声称的对于人类事务的广泛指导性，。这也因此意味着当《易经》所属的文化中的行为角色和模式发生变化时，对《易经》解释的空间和将其运用于特定情况的方式也会相应变化。因而，当春秋末年隐逸因素添加到社会政治角色节目表中的时候，《易经》中那些劝告人们小心从事、避免行动的文本，便被以这种思想行为类型来解释，于是遇到某些卦象时，隐逸便被认为是其所建议的行动方针。
在这里考察一下《逦》卦很能说明问题。“逐”（“退却”、“退出”、“隐藏”）在《彖传》、《象传》和《杂卦传》里都被赋予了丰富的意义。《杂卦传》说：“逐者，退也。”对卦象的注释是：
……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这个注释引入了卦爻辞中本来没有的隐逸的观点，原本“逐”只是讲要小心、避开危险，并不是一个道德选择以及要与腐朽世俗保持距离的问题。 高亨曾认为，“逐”这个字，可能是“豚”字的通假字，意为“小猪”。把“逐”解读为小猪显然更容易对卦爻辞原文进行理解，并且将**从“退”的概念转移到一种需要使用小猪的礼仪实践。因而对“九四”一爻就会有不同的解释，原来卫礼贤和贝恩斯的解释是：
自愿的退却，给君子带来好运，而小人却走向衰败。
现在可以解释为：
用小猪作为仪式礼物，君子获得了好运，小人遭到厄运。
高亨对接近于《易经》文本原义的重构，有助于剥离长期以来建构在这些文本上的诸如这种隐逸思想之类的外壳。即使不接受高亨的观点，也不难看出，原文本身只不过是强调小心和需要回避危险情况。“遯”的本义看来更可能是“小猪”而不是“退”，但不论我们将哪一个理解为原始意义，这一卦提示了某种危险情况这一事实却不会改变。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在隐逸思想的背景下来解释这一卦其实不晚：显然在“十翼”编纂之时（据认为是战国时期）就开始了。这一情况不仅适用于“遯”卦，也适用于其他引伸出小心审慎原理的卦，例如《乾》、《坤》、《讼》、《明夷》、《艮》和《节》。
卦爻辞中**可能被认为对我这里的观点构成问题的是《蛊》卦*后一行的名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卫礼贤和贝恩斯翻译为“他不为王侯服务，给自己定了更高的目标””。即便高亨注也认为此句意指“隐而不仕”。但我认为这是错的，这正是高亨的少数几个偏离了轨道的地方。如果我们撇开长期以来思维模式强加给我们的认定此句与隐逸有关的观念，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对此句文法更为自然的表述应当是：“他不为王侯服务，而将自己的事看得更高。”换句话说，我们必需区分给自己定下崇高的目标和把自己的私事看得更重两者之间的不同。后者可能除了是一种高傲之外什么都不是。就这一卦整体来看，并不能必然推论出是由于高尚的思想而导致不仕王侯。
“蛊”，在这一卦的上下文中，意为“事””。这一卦整体上是关于处理事情，各爻辞都是讲具体处理一个人的父亲或母亲的事情，至少在*后一爻之前都是如此。这意味着如果*后一爻与为了寻求高尚的目标而从朝廷退出，有关，那它与其他各爻就没有什么联系。 但是这一爻的原来的意思的确是说一个人应当优先考虑他自己的事情而不是为王侯服务；对于统治者的义务在此受到漠视，并不是因为个人要追求更高尚的目标，而是因为环境迫使他把个人家庭事务放在首位。显然，这样一种劝告与我们所了解到的西周和东周社会是完全吻合的：那时家庭利益与对统治者的义务之间存在着经常性的冲突。
因此，就《周易》的“经”文——即卦辞和爻辞——而言，我们没有发现与隐逸特别相关的思想，只是有一些文句主张小心退避，把个人考虑放在为统治者服务之前。这些文句后来被“十翼”用成熟意义上的隐逸来加以阐释，而“十翼”的年代不会早于战国时期。
《诗经》中许多作品对个人日常生活给予关注，人们有理由期待其中可能会有一些作品涉及出仕的问题和危险，如果不是直接涉及隐逸问题的话。《诗经》的情况恰是如此。《毛诗》第194《雨无正《，就是关于做官的危险：其两难在于一方面如果拒绝做官就会得罪于天子，另一方面如果为统治者服务又会有结怨于朋友的结果。但是，这里并没有迹象表明那些倾向于不做官的人为自己的态度提出了任何道德合法性辩护。只是由于做官伴随着繁重的责任，并且是个祸源。这种对于做官的危险与不便的强调，开了庄子之先河，但在庄子那里这种观念已经成为他隐逸哲学中的一个要素；而单就这个观念本身而言，它除了表达对出仕后果的厌烦与疑虑外，并没有更多的东西。
《诗经》中其他一些诗歌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

序
中文版前言
引论
**章 隐逸的起源及其在战国时期的发展
一、隐逸及其早期文本
二、孔子的关键角色
三、战国时期的社会变迁与隐逸
四、战国时期的隐逸哲学
五、结论
第二章 前汉和王莽时期
一、被接受了的关于汉代的观点
二、原始资料的偏见
三、躬逢盛世
四、统一帝国中的个人选择
五、适时的隐逸
六、隐士顾问
七、无条件隐逸
八、察举制度和典范性隐逸的兴起
九、王莽以及对他的反抗
第三章 后汉时期
一、总的发展
二、王莽垮台后的隐士与权力之争
三、光武帝、明帝和章帝的态度
四、后汉中期：一个转折点?
五、乱世之适时隐逸
六、桓、灵时期政治上的党锢
七、儒家典范性隐逸
八、“百家”之学的影响
九、梁鸿
第四章 朝中隐士
一、东方朔与扬雄
二、后汉时期
结语
附录
朝代和帝王纪年表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主题索引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