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诗的国度，一部文学史，有一大半离不开民歌。
民歌在口头流传中的变化，被现代学者视为民歌的生命过程，采集写定则被看成这一过程的终结。民歌被采集写定，就像一朵被摘下来的花，就像被制成了可以长久保存的干花，虽然离开了循环过程，不再有生长的可能，但也避免了随风飘散的命运。事实上，今人对于中国古代民歌的了解，完全是基于前代文人采集与整理出的文本。既然我们还不能沿着时光隧道返回历史空间，我们接触前代民歌就只有这一条狭路可行。
对于开掘中国民歌这座蕴藏丰富的宝库，这样一本小书的篇幅是远远不够的。本书只能选择几个断面，作一些探讨。希望能借此将这座美不胜收的艺术**揭开帷幕一角，让更多的人能得窥其风姿，感染其魅力。

《诗经》和孔子
说中国民歌，不能不追溯到《诗经》。
《诗经》是中国有史以来**部诗歌总集，也是中国**部民歌结集。《诗经》三百零五篇中，《国风》一百六十篇，基本上属于民歌，《小雅》中也有一部分民歌，民歌占全书的比例，至少在一半左右。这些作品，可以肯定是现存同时期民歌中的精华。中国传统民歌反映生活的广泛性与深刻性，以及惯常采用的“比”、“兴”等艺术表现手法，在这里已都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值得强调的是，“比”和“兴”在中国文化范畴中，不仅是艺术创作方法，并且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思想方法。它与西方严密的逻辑性不同，往往只给予若干不完备的条件，使思想者可以有更多的参予性，因而不同的人可以由此推导出不同的结论。在《诗经》被长期尊奉为经典的情况下，这种思想方法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更是意义深远。
《诗经》以外，见于先秦诸子百家记述的诗歌，多为零章断句，数量也很有限。战国年间成书的《左传》，是引用《诗》较多的先秦典籍，而所引二百一十七条中，九成以上都见于《诗经》。清代学者赵翼曾下功夫辑出《左传》中的佚诗，仅得十三条（《陔余丛考，卷二》），而且有几条肯定属于颂诗，不都是民歌。清代郝懿行曾编过《诗经拾遗》，也只有薄薄的一卷。至于汉魏以降文人所声称的上古诗歌，则大都真伪难辨。如《礼记》中载有黄帝时的《蜡辞》，《论衡》中有尧时的《击壤歌》，《列子》中有尧时的《康衢谣》，《尚书大传》中有舜时的《卿云歌》，《孔子家语》中有舜时的《南风歌》，《吴越春秋》中有夏代的《涂山歌》等。类似的东西，清代杜文澜所辑《古谣谚》中搜辑*广。
《诗经》曾经过孔子的整理与编订，史籍上有明确记载。这些民歌能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源源本本地流传几千年，不能不说是沾了“圣人效应”的光。“劳人、思妇、静女、狡童矢口而成”（袁枚《随园诗话》）的民间歌谣，居然被包容进儒家的经典，很让封建卫道士们感到茫然；但他们毕竟不敢公然纂改“经”文，只能不断以序传笺疏的形式，将其朝自己认为合理的方向去诠释。这种幻化经典以为己用的手段，遂成为中国文人尤其是政客的一种惯用伎俩，直到当代仍沿袭不缀。套一句马克思先生的名言，龙种就是这样被糟蹋成了跳蚤。
其实儒门弟子也是作茧自缚。孔老先生当年，不过将这部诗歌集做为一种教材，用以提高弟子的文化素养特别是语言能力，称之为《诗》或《诗三百》，是很朴素的命名；汉世儒家将其尊奉为“六经”之一，才成了《诗经》。有趣的是，《诗经》的崇高地位从此没有动摇过，就是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之后，《诗经》仍被奉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当然推崇的侧**有异，从过去的《雅》、《颂》转向了《风》，也就是民歌的部分。孔子泉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诗经》中作品的时代，主要在西周到春秋五百多年间，其时间跨度可说相当大；其中一些民歌的产生，肯定还更为久远。但仍不能说，这就是中国民歌的源头。鲁迅先生所说的“杭育杭育派”姑且不论，仅就见于文字记录者而言，先于《诗经》的民歌，也可举出一些。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已发现有成熟的民歌。郭沫若先生所著《（卜辞通纂》，引有这样一段卜辞：“癸卯卜：**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今天会不会下雨呢？雨会从哪个方向来呢？在形式上，它与汉乐府中的《江南可采莲》可谓异曲同工：“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有的研究者把它视为中国五言诗的滥觞之作，不是没有道理的。早期的五言诗，有明显从民歌之中脱胎而出的，《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年不满百》与乐府古辞《西门行》的比较，就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
汉代赵晔《吴越春秋》说到弹弓的起源时，引用了一首《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用竹子做成弹弓，弹出土块，驱赶偷吃尸体的野兽，反映了新石器时期先民裸葬的习俗。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对“弔”字的解释，可以作为佐证：“弔，从人，从弓。”那个时代的吊祭活动，与后世的馈送丧礼、吃豆腐饭全然不同，吊丧者要手持一张弓，帮助丧家子弟驱赶野兽，保护死者的遗体。所以有研究者认为这是现存时代*早的民歌。从那时到汉代，至少已有两千多年，民间的丧葬习俗已经改变，这首歌得以流传下来，固然因为当年生活节奏十分缓慢，弹弓仍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工具和武器，也因为字数不多，押韵易记。
孔子对于古代礼仪十分热衷。《礼记·檀弓》上下两篇，生动地讲述了那么多的丧仪，还举出正反两面的例子，却未提及《弹歌》所反映的远古丧仪。如果说，这可能是孔子没有接触到吴歌的原因，那么反映上古抢婚礼俗的民歌，见于《周易》的爻词之中，则肯定是孔子所知道的。如《屯·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屯·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贲·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睽·上九》：“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这些诗句很可能源出于同一首民歌，在形式上与《诗经》中的民歌也很接近，却未编入《诗经》。
同样见于（《周易》爻词的民歌断句，还有一些，如《否·九五》：“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明夷·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震》：“震来兢觥，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周易》形成于殷周之际，这些诗句的时代都不晚于《诗经》中的作品，在孔子时代很可能还保存得较为完整。此外还有楚歌。《论语·微子》中所载楚狂人对孔子而唱的《接舆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孟子·离娄》中所载富于诗意的楚歌童谣《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两首民歌都与孔子有直接的关系，但孔子却没有打算在《诗经》中编列出《楚风》。这或许可以说明，《诗经》中的民歌，未必出于孔子自己的采集，而是有着一个现成的母本。这个母本所包涵的，只是中原民歌。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未必就是孔子编定的原貌。秦始皇焚书坑儒，《诗经》也在劫难逃，所以汉代传授《诗经》的，鲁申公、齐辕固生、燕韩婴和毛公四家，已经各有差异。东汉史学家班固认为“鲁*为近之”，以鲁申公的传本*接近原貌。而出现*晚的毛公自称得到子夏的真传，或许就因为此，《毛诗》成了现在的通行本。但毛公的记忆能否全无错漏，也是值得怀疑的。早有研究者指出，《诗经》中有些篇章，存在明显的缺旬或缺字情况，可能就是由于毛公们的失记。那么，现在从先秦典籍中辑出的佚诗，究竟是佚自孔子还是佚自毛公，也就不得而知了。
两千多年来，对于孔子编订《诗经》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难以尽述。
我以为，春秋末年，孔子有感于“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史记·孔子世家》）的现状，立意去整理包括《诗经》在内的“六经”。在那个社会大动荡时期，整理编辑这些已经有散佚危险的文献，从客观上说，可以算是当时的一项“抢救工程”。
不过，民歌与其他文献的情况不尽相同，尚不能等量齐观。因为民歌本在民众中口耳相传，且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在生存的基本环境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民歌的自然生态并不因是否被人记录而发生变化。随着时移世变，固然会有某些民歌被修改甚或被遗忘，但也一定会有形式和内容不断更新的民歌在诞生。就像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不断地有枝叶落掉，但也不断有枝叶新生，总保持着枝繁叶茂的状态。这是民歌发展的内在规律。
当代民歌所面临的危机，不是个别作品的消亡，而是这种集体创作、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形式，生存大环境彻底改变，失去了扎根的土壤；即便成为“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抢救对象，效果也不过是保留其*后影像而已。
孔子所处的时代，民歌并未遭遇今天这样的生存危机；而且古代的生活节奏缓慢，文学作品在历史长河中漂流的时间要漫长得多。所以《诗经》的价值，主要并不在于保存民歌。孔子在主观上，也没有采集民歌的意识，没有直接采集过民歌。他所“抢救”的，实际上只是当时已经存在的民歌选本，也就是已经进入主流文化范畴、为统治**所接受的歌谣。
……

《诗经》和孔子
风起中原
情歌与“淫诗”
“删诗”是个伪问题
“采诗”的现实与理想
“四面楚歌”
吴歌的兴起
儿女情长江南曲
英雄气概北国风
山歌唱竹枝
从刘三妹到刘三姐
天籁出童心
冯梦龙的杰出贡献
“三分天下”说粤歌
“此曲只应天上有”
现代歌谣征集事业的先驱
大师们的《歌谣》
大跃进中的“新民歌运动”
民歌的版本和分类
《挂枝儿》与《山歌》
踪迹《粤风续九》
《霓裳续谱》和《白雪遗音》
不是冤家不聚头
手·脚·鞋
相思衷情凭谁诉
说不尽新人与旧人
情色·声色
“横也丝来竖也丝”
《陌上桑》与秦氏楼
虫虫飞·拉大锯
自己聪明会唱歌
启蒙和教化
“狸狸斑斑”与“脚蹄搬搬”
“劳动歌”
“时政歌”
“生活歌”和“仪式歌”
唱山歌容易说山歌难
尾声民歌，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