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思维不是别的,正是对知性思维的超越和整体综合,把被知性思维分解、割碎的成分重新按其固有联系统一、整合起来,在多样统一中把握对象的全貌与本质。正因为如此,知性思维作为一种传统的陈旧的思维模式依然有着巨大的思想基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是难于根绝的。在我国,由于小生产者的广大,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加上“文革”中形而上学的极度猖獗,给人们思维的科学化、辩证化造成了严重障碍。文艺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单向、孤立、静止、线性因果关系、机械的思维倾向与**化、片面化、简单化、单一化、庸俗化等弊病,都是形而上学根深蒂固的表现。现在提倡运用系统论方法,提倡双向、逆向、多向、立体、动态、��散等思维方法,实际上就是对这种形而上学思维惯性的挑战与冲击,也是在新的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辩证思维。这只能看作是两个世纪前开始的辩证思维方式对形而上学知性思维方式的伟大变革中的一个新阶段,一种深化与推进,而不是什么思维史上又一次大革命。
现在再来看看人文主义方法论同思维方式变革的关系。从这几年的讨论来看,人文主义方法虽不同意自然科学的定量分析要求,但它也主张对文艺现象,特别是对艺术活动的主体及其思维心理作整体的把握,而反对孤立、切割、肢解、凝固对象的内在矛盾与关系。就是说,当代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倡导和实践者,还是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辩证思维的规律的。其实,文艺现象、包括艺术思维本身就与辩证思维有着内在的血缘关系。黑格尔*早看到了这一点。他批判了知性思维(“日常散文意识”)只是“按照原因与结果、目的与手段以及有限思维所用的其他范畴之间的通过知解力去了解的关系,总之,按照外在有限世界的关系去看待”;而“玄学思维”(按:即辩证思维)则“可以克服凭知解力的思维和日常散文意识的观照方式的上述缺陷。 20世纪的我国文学理论,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一般认为,世纪之初几十年与世纪之末的几十年,是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较好时光,自然,三四十年代也是出现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的时期。
世纪之初,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势头原是很有希望的。梁启超标榜诗界革命、小说革命,把文学与当时救国救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也是国情使然。而王国维在19世纪德国哲学的影响下,摆脱了我国几千年的政教文学观,主张文艺为人生,提出文学的独立性与自主性问题,这较之稍后的美国与俄国的形式主义者的文学自主性理论,在论说上既早且要深入得多。但是,文学理论发展的趋势,并不是完全以个人的学识、审美趣味为依归的。
自2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社会斗争的形势的变化,从苏联、日本介绍过来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使人们了解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生活和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以及文学具有**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根本上改造了我国的文学理论,力图使我国的文学理论走上科学化的道路。
50年代,由于形势、环境的复杂原因,出现了独尊一家、废黜百家的现象,于是随之而来的是文学理论的急剧的政治化倾向、庸俗化倾向,这一过程使文学理论批评成了纯粹的政策、政治功利手段。到70年代末,文学理论界几乎是一片荒芜、败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