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到了十分荒谬的地步。在他们看来,文学不过是某些政治家手中的一张牌。如此,他们要求文学成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的附庸,要求写所谓“与走资派作斗争”的题材,都是十分合乎他们的“**斗争工具”的文学本质论的。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人们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的指导下,开始了对一系列问题的重新思考。在文学的本质的问题上,随着多种多样的文学作品的产生,这种重新思考也不可能阻挡地出现了:
“文学是**斗争的工具。”��个多年来不容别人讨论的文学本质论,已失去了它的政治后盾,被人们重新提出来讨论。多数人认为,从“左”的单一的政治学观点出发,把文学界定为“**斗争的工具”,不能揭示文学的本质,对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是不利的。诚然,文学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但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婢女的观点,不但缺乏科学的理论根据(要知道,文学不附属于政治,政治也不局限于**斗争),而且被十年动乱的实践证明是一种扼杀文学创作的有害的理论。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的反映。”这种从建国以来影响*大、流行*广的观点,是人们从哲学认识论出发对文学的本质所做的结论。这种文学的本质论认为:文学是一种认识,但是一种特殊的认识,形象性就是文学的本质特征。这种把形象性当成文学的特性的观点,显然承继了别林斯基的关于艺术与科学的“差别根本不在内容而在处理特定内容时所用的方法”的观点。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苏联,早就有人对此提出怀疑和批评。当然,这种观点不能说毫无道理。从*宽泛的意义上看,文学和科学都反映社会生活,其总的对象和内容是相同的,而且文学的确是用形象的形式反映生活,而科学则用概念的形式反映生活。然而,这种把文学的特殊本质归结为形象性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弱点:首先,形象性并非文学作品所独有,文学作品中也存在着没有形象的佳作。 20世纪的我国文学理论,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一般认为,世纪之初几十年与世纪之末的几十年,是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较好时光,自然,三四十年代也是出现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的时期。
世纪之初,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势头原是很有希望的。梁启超标榜诗界革命、小说革命,把文学与当时救国救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也是国情使然。而王国维在19世纪德国哲学的影响下,摆脱了我国几千年的政教文学观,主张文艺为人生,提出文学的独立性与自主性问题,这较之稍后的美国与俄国的形式主义者的文学自主性理论,在论说上既早且要深入得多。但是,文学理论发展的趋势,并不是完全以个人的学识、审美趣味为依归的。
自2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社会斗争的形势的变化,从苏联、日本介绍过来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使人们了解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生活和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以及文学具有**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根本上改造了我国的文学理论,力图使我国的文学理论走上科学化的道路。
50年代,由于形势、环境的复杂原因,出现了独尊一家、废黜百家的现象,于是随之而来的是文学理论的急剧的政治化倾向、庸俗化倾向,这一过程使文学理论批评成了纯粹的政策、政治功利手段。到70年代末,文学理论界几乎是一片荒芜、败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