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20世纪前期中国美学思想进程的两条路径
在探究中国现代思想史时,李泽厚曾用“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来定位,①这一阐释的合理性尽管可以质疑,但李泽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回首中国现代思想进程的基本框架。“启蒙”既是思想活动又是理论选择,“救亡”既有外在压力又有内在需要,两者构造了内与外、心与物之间的复杂联系。简言之,“启蒙”有两方面含义:一是19世纪下半叶开启了现代性进程,这种被迫唤起的自新意识在20世纪初期的“五四”运动达到高潮,资产**的自由、民主和人权观念广泛传播开来;一是马克思主义由日本和苏联引入,不仅被推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指导思想,而且从30年代开始在学界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现代性问题一直是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上的基本问题,但在马克思主义全面介入之后,现代性内涵发生变异,即主义的合理性成为一切问题合理性的根据,而之前的“启蒙”思想中的学术自律和自由主义倾向遭到批判。“救亡”则主要是指救民族之亡。“启蒙”之所以发生变异可以从“救亡”这一迫切的现实需要中找到根据。
①李泽厚指出:“以专注文化批判始,仍然复归到政治斗争终。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又一次与救亡、爱国的主题相碰撞、纠缠、同步。中国近现代历史总是这样。”(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5页,上海,东方出版社,1987。) 历经百年,中国美学在已经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曲折走入了较为自觉地追求思想的体系性、理论的逻辑性和方法的科学性这样一个现代形态的学术行程,从具体的理论观念到整体的学术思维形式都发生了重大转换。其百年来不断创新、求变的理论努力,在今天看来是那样鲜明且确有成效,令人对之产生浓厚的追索兴趣。
也因此,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美学界对本土问题的理论探究兴趣不断增长,有关上一个世纪中国美学现象和问题的研究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美学界不仅为此连续举办了多个专题会议,集中讨论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建构及其价值特性,同时,许多学者在近年中也进行了大量的具体研究,力图为21世纪中国美学新的学术深化提供更为充分的依据。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在探讨20世纪中国美学现象和问题的时候,主要关注的还是那些具体概念、命题或观念等的自我演化线索或个别美学家的理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