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很明显的,我们要估计,修约问题要紧呢,还是救国问题要紧,当然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苏维埃政府和整个人民,要集中我们主要的力量,来完成这种工作。
问题在这里,假如苏维埃政府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收回中国失掉的省份,恢复了中国的主权以后,我们对于领事裁判权问题是怎样?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答复是这样:假如到那个时候,中国有了一个人民的政府,而苏维埃只是那个政府的一部,我们对列强的政策,是根据他们在中国对外抗战时期的态度如何而定;对那些援助或不反对中华民族进行独立战争的**,我们一定和他们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和互惠,至于那些实际援助日本的**,当然不能取得同样的待遇:譬如德国,它已经和伪满发生密切关系,而且*近还与日本成立了防共协定,我们当然不许他在中国享有友谊的利益。
当中国真正取得独立以后,一切外国对华的商业利益将享受**未有的机会,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力和消费力,并不是要铲除一切外人的利益,而是要和许多**发生关系的,我们这几万万人民一旦获得真正的解放,用他们耐苦而伟大的生产力,自由地在各种部门上创造改革,一定会改善世界的经济生活乃至文化水准,可是在过去,中国人民这种伟大的生产力,完全湮没了,相反的,他们内受本国军阀压迫,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
当我们取得独立以后,我们一定和许多友邦谈判,互助互利的相互协定,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我们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武力的抵抗,但对其他**,我们准备进行广泛的合作,并且完全站在互相尊重的立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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