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历史走向中,在日本与中国之间仍然处在实质上的战争状态的“战后时期”,竹内好不断地写作着他的中国论。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中国论并不是作为中国研究而写作的。这是为了纠正日本社会表面化的近代认识,示范了把对象“翻转过来”的构想本身。今天,从竹内好的中国分析中抽出结论,议论它是否合适并不具有意义。如果从这种直观的和实体的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并且思考**仍然被轻视的亚洲或者东亚所具有的问题性,那么我们才会理解,竹内好为什么在《作为方法的亚洲》中只把关注点集中于中国,并且只是拘泥于他个人的体验
当然,竹内好是中国研究者,这篇文章是讲演记录,这些状况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上述问题。只是,这些说明并不能穷尽上述问题。
即使是在后冷战时期,中国仍然是日本知识界难以理解的对象,日本的近现代中国研究主流基本上追随美国的理论(特别是后现代理论和后殖民理论),这些状况跟竹内好的时代比起来,并没有太多的改善。如果考虑到这些基本的事实,恐怕可以说,竹内好的这一姿态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素质所使然。不只是日本,在今天的中国知识界,状况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即使东亚知识界以英语思考来交流和竞争的时期不久将成为历史,我们也仍然要思考,到了那时,我们是否自然地可以拥有进入跃动历史的合适途径与工具?
如果没有中国,东亚论述就无法成立。但是这并不是实体意义上的问题。毋宁说,这是在竹内好所说的“方法”层面上才能显现出来的问题。换言之,今天剧烈变动着的中国这一对象,作为锤炼认识论的媒介,要求人们把混沌作为混沌来把握,并从这种混沌中提炼出原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