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象征一个民族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共通理想与欲望,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梦。中国、印度与西方文化在本质上有差异,在这三种迥然不同的神话中,也可略窥端倪。许多学者都异口同声说,中华文化的特质是人文精神,盘古的神话似乎便不是毫无意义了。(见第3页) 秦始皇顺天应人,为天下万世谋福利,大家理应歌颂他,拥戴他,但刚好相反,当世的人诟骂他为“暴秦”,后世的人更将他视为专制残酷暴君的代表。……秦始皇贻祸中国*深远的地方,是他为后世树立一个行法治便享国不久的恶劣先例,使得中国政治长久厉行人治,而且君主在行人治专制时还振振有辞!(见第91页) 汉武帝的“尊崇儒术,罢黜百家”,只是提倡教育���政府不再用公帑去养不重视教化的“学人”而已,他决没有统制思想,压迫学术自由。董仲舒也从未作过如此之建议!武帝十分敬重董仲舒,但并未让他在**任职。(见第107页) 随着王莽死亡的不仅只一个个人,而是一个理想。这个理想有三个**思想:(一)任何朝代都一定灭亡,不可能由一家一姓的人永远统治下去;(二)政权的转移,要用和平方式的“禅让”,不用战争来取得政权;(三)任何政权都要重视天意,天视自我民视,民心即是天意。(见第124页) 中国农民三大敌人:兵祸、天灾、剥削。以兵祸*可怕……其次是天灾……至于剥削则是司空见惯。如果上述三个敌人同时出现,便是野心家利用农民铤而走险的时机。野心家多不是农民,只是利用农民。野心家多用迷信宗教作为凝聚的力量。所谓的“农民起义”,再酿造成连年兵祸,为其他善良的农民带来悲惨的命运。遭大屠杀的仍是农民。兵祸天灾之后,人口减少,复员安定,若干年后,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这便是历史上一治一乱中,中国农民命运的循环。(见第164页) “五胡乱华”使浮在上层腐败不堪的魏晋文化,飘到南方去新生,沉淀在中下层的传统士人,在苦难的情况下,重振自后汉以来即被扬弃的儒术。不仅在文化上是如此,中华民族经过此次长时期的大动乱,各民族相互糅合,亦以一个崭新的姿态出现。(见第231页) 贞观之治与文景之治完全有别,后者只是皇帝个人有节俭的美德,但任令豪强横行,使天下百姓过着牛马猪犬不如的生活。放弃育民的责任而“无为”,从政治的立场看,他们是不负责任;从人道的观点看,他们是残忍。贾谊、董仲舒早已揭发其罪恶与黑暗。前者是君臣上下一心,励精图治,为疮痍满目、萧条残破的社会,作培元固本的工作,使社会繁荣,生民揖让雍容,达到“古昔未有也”的天堂。这是中国史家提到以往的君主,均以唐太宗为楷模的原因。(见第252页) 蒙古人征服欧亚其他地方,有如风卷残云,惟独征服中原,历时四十余年,耗竭人力*多。襄阳与钓鱼城等地的守将,能不使欧亚各地的将军们羞愧死?何况南宋是中国历史上*积弱的时期。(见第337页) 君主任命宰相主政,故君主不亲理庶政,故称君主专制。明君多有贤相,昏君则多权奸,但也有不少例外。废宰相后,皇帝个人直接总理天下庶政,百僚直接对皇帝负责,故称君主独裁,与君主专制有别。宰相胡惟庸谋反案,发生于(明)太祖十三年,自是不设宰相……从此皇帝直辖六部,即自兼宰相之意。清沿袭明制,君主独裁制在中国推行了五百三十一年(1380-1911)。(见第343页) 《南京条约》以后四年间中外所订的条约,都是应该平等,而实质上却极不平等的条约。英国因战争得胜,获得了按照他们的国际法上的国交平等;而中国却因为根本不知道那些“国际法”的缘故,承受了知识上不平等所加与的损害。(见第446页) 湘军与淮军都是应运而生的新势力,这种新力量酝酿形成后,便开始创造新局面。这批新崭露头角的汉人成为清末的砥柱中流,满人的实际政权由是而转入汉人手中,故洪秀全的种族主义虽只是号召口号,但它的影响却成全了汉人势力复苏。(见第492页) 戊戌政变中新旧派的争执,不是法的问题,而是政权的争夺问题。戊戌政变不是因变法而引起的政变,而是变人而有的斗争。尽管康、梁等人是为了达成一种救国的理想而以夺取政权为初步手段,但是反对者却把保持政权当作了目的。(见第5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