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家世与童年
1910年11月 2日,费孝通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松陵镇一个开明士绅家庭。
接下来,春秋九五,伴随家国沉浮,他少年早慧,青年成名,中年成器,盛年成“鬼”,晚年成仁,暮年得道,可谓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作为一名社会人类学家,他盯着**和人类发展前沿课题,行路不止,思索不辍,著述等身,影响广泛,为中国学界赢得国际声誉。
一、文化生命源头
费孝通的自然生命源头不外十月怀胎,文化生命的源头则要久远得多。
早年里,费孝通看到过老家收藏的家谱。《江夏费氏世谱》(1995)正文**句给他以深刻印象--“费氏系出伯益(大禹之子)”。
这本世谱说,伯益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封地在费(今山东鱼台西南费亭),称大费。伯益生有两个儿子,次子名叫若木,始姓费,为费氏祖先。
《辞海》有“伯益”词条,说伯益“亦称大费”。《竹书纪年》中,有“费侯伯益出就国”的记载,可与费家世谱的相关内容作参证。
费孝通看见家谱时,正在读《三国演义》,于是知道���家谱所载祖先中的费祎是个深得诸葛亮器重的人。费祎是三国时代蜀国重臣,性情良实,理政练达,是社稷之才。刘禅继位后,费祎出任黄门侍郎,位于人君之侧。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称许他是“志虑忠纯”、“贞良死节之臣”。
费姓望族气脉绵延,名士辈出。《江夏费氏世谱》载,费祎之后,有费诗为谏议大夫。唐代时候,费冠卿为元和年间(806-820年)进士。此后,有费宗陶、费叔熊皆为前蜀(907-932年)辅佐;费黄裳举后蜀(约950年)进士**;费有章为南宋绍熙年(1190-1194年)吏部尚书;费有章之子费士寅、费士威等先后登第。费士寅官拜副相,为南宋嘉泰时(1201-1204年)参知政事。开禧年间(1205-1207年),他因不附权贵,忤犯外戚显宦,挂冠辞朝,择地而居,住在吴江垂虹桥畔。吴江自此有“东城费氏”之号,并自此后次第排序。后世子孙纂修家谱时,称费士寅为“吴江费氏**代祖”。
费氏门外,山外有山。清末民初以前,吴江历来人文荟萃,人才辈出。远有陆龟蒙、洪祖烈、杨廷枢、柳如是,近有陈去病、柳亚子、杨天骥、孙本文……《吴江县志》记载,仅是同里一镇,从宋淳化三年(992年)到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先后出过三十八个进士,八十个文武举人。
“一泓月色含规影,两岸书声接榜歌”--类似楹联,在当地水巷石桥上时常可见。一些老式民居大门上,斑驳之中,“耕读传家”字样至今清晰可辨。
明末清初,学坛又现先秦时期百家争鸣气象。当时活跃于文坛、大有影响的复社、几社、慎交社、惊隐诗社等社团,都有吴江人士作中坚。曾属复社、又入惊隐诗社的顾炎武常到吴江,与诗社中吴江人王锡阐、吴炎、潘柽章等往还。顾氏曾说:“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锡阐。”王氏与友人仿司马迁《史记》体例写《明史记》,历数年,书稿成纪十、书五、表十、世家三十、列传六十。将完稿时,“明史案”发,书稿被焚。事虽未成,却可看作吴江文人勤于笔耕、发愤著书一例。
有清一代,吴江的盛泽、同里、松陵、黎里、平望、芦墟这六个镇上先后建起九所书院,如盛泽的吴公书院、松陵学舍、肄业公所,黎里的禊湖书院,松陵的松陵书院、震泽书院,同里的同川书院,平望的艺英书院,芦墟的切问书院等。一县之地,一朝之间,而九所书院,吴江的读书风气之盛,文化氛围之浓,由此可见一斑。
吴江文人勤于著述的风气,当是从古今绵延的耕读传统中酝酿出来。
吴江人氏的历代著述,在1994年编修出版的《吴江县志》中,共选录书目257种。其中民国以前的179种,选入《四库全书总目》的85种;民国时期36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42种。
单从《江夏费氏世谱》上看费家近现代人物,也能看出吴江学风炽盛。如费延斄,同治四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其子费树蔚,喜读近代名人传记,过目成诵。兵部尚书吴大澂爱其才,招为快婿。费树蔚之子费巩,自幼受父亲和表兄柳亚子督责,于复旦大学毕业后,赴巴黎、伦敦深造,在民国时期写下了《英国文官考试制度》(1931)、《瑞士政府》(1933)、《比较宪法》(1934)和《中国经济问题》等书。费孝通稍后写下了《江村经济》(1939)、《生育制度》(1947)、《乡土中国》(1948)等书。费家姻亲柳亚子在民国前后写下了几千首旧诗、几百篇文言文、几十篇语体文和《南社纪略》……
这些篇章中,激荡着二十世纪初的时代风云,预示着古老中国的百年巨变。
二、大时代的气息
费孝通出生当年,中国**座水力发电站在云南的螳螂川鸣炮动工;**次试办的航空企业在北京南苑建造;**届全运会在江苏南京南洋劝业会场举办;连续三次的全国立宪派大请愿声震朝野……
是年,马寅初(1882-1982年)以出色成绩取得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赴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陈寅恪(1890-1969年)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其兄陈衡恪留学日本毕业回国,兴办新学,任教于南通师范学校;
丁文江(1887-1936年)在英国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主修动物学、地质学和地理学;
吴宓(1894-1978年)始闻游美学务处通令各省招考游美学生,遂与诸同学赴省应考;
胡适(1891-1962年)进美国康乃尔大学主修农科,后转入该校文理学院改习文科;
梁漱溟(1893-1988年)在北京顺天中学堂接受洋文总教习和汉文练习的双重训练;
熊十力(1885-1968年)在《庸言》连续发表文章,意在证明“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并藉“证人学会”以文会友,甚而“风动社会,左右政界”;
顾颉刚(1893-1980年)在苏州公立中学接受军训,持新毛瑟枪跑步、冲锋、埋伏、变换阵式等,一一熟习;
刘海粟(1896-1994年)在江苏常州开办图画传习所,融中西画技法于一堂;
辜鸿铭(1857-1928年)出版英文版《中国牛津运动故事》,纵论东西文明,畅销一时;
梁启超(1873-1929年)创办《国风报》,向国民灌输立宪政治常识。初求温和,不事激烈,但发现清政府玩弄立宪骗局后,言论渐趋激烈,推动了各地立宪请愿运动的勃兴;
张謇(1853-1926年)为敦促清廷着手立宪改革,主持江苏省咨议局通过决议,联合各省咨议局代表共同赴京,向都察院递交敦促早日召开国会的请愿书。
据费孝通回忆,他的父亲费璞安(1879-1969年)曾随张謇组织联合请愿活动,进京面见段祺瑞,吁请变法立宪,后曾担任吴江县议会议长。
对于社会与文化的变迁,知识分子常常既先觉其至,又投身其中。
那些可称为大知识分子的人物,更是常得风气之先,又引潮流于后。
从上述人物1910年的行踪片段上,清末民初时期社会上的新鲜风气,不难察知。
新旧两个时代之间,不曾隔着一堵墙。
新时代脱胎于旧时代,犹如婴儿出自母体。
费孝通的出生,将为《江夏费氏世谱》世系表再添一笔,为当时身处革新大潮的吴江费氏又添一丁。自伯益、费祎、费士寅到费孝通的一脉世谱,背后是数千年中国历史。吴江乃至苏南一方土地上的立宪呼声,是二十世纪初整个中国救亡图存、奋发图强的一处缩影,是数千年文明古国对现代世界潮流的响应。世纪初的东方时空传布和激荡着的全部历史主题,都将成为文化基因,伴随着费孝通自然生命的育成和延续,融入他人文生命的全过程。
三、父母都是贤达
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小时候接受私塾教育。在中国历史上*后一次科举考试中,他考得生员资格。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部,兴办新学,命各省都送秀才出国深造,费璞安有机会于当年东渡日本留学。
在“教育救国”思想影响下,他攻读教育专业。学成回国后,从在家乡办学开始,直到年迈离开公职,他把相当多心血用于教育,人称“江苏近代教育史上一位**的教育家”。
费家好友中,张謇是光绪年间状元,清末民初**改良派实业家和教育家,视实业、教育为“富强之大本”。张謇于1903年在家乡南通初创中国**个师范学堂--通州民立师范(即今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时,曾延请王国维等十多位学界先进做教员。费璞安留学回国后,也曾应张謇之请,于1909年1月到通州师范学校执教。费孝通的名字就出自父亲这段执教经历。
据费孝通说,费家与张謇两家交情很深。张謇的儿辈属“孝”字辈。为纪念父辈友情和通州执教经历,费璞安为小儿子取名“孝通”。
1911年9月,根据清政府颁布的地方自治章程和县会选举法,吴江县选民选举成立了县议会,议员四十七名,费璞安是其中之一。他当时在通州任教,未回吴江投票,但被选为议员,还被选为议长。
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费璞安心向往之。不久,他由通州到上海,与史量才一起筹备由张謇发起、行将在沪举行的全国农务联合大会。
11月5日,苏州光复,费璞安回到吴江,以县议会名义召开民众大会,商议光复吴江之事,又赶赴苏州都督府,商定光复日期。
11月15 日,苏州都督府派革命军荷枪实弹到达吴江。费璞安在城隍庙召开民众大会,并以县议会议长身份就主席位。当时,号鼓齐鸣,百姓欢呼,吴江、震泽的知县抱着内装官印的箱子,恭恭敬敬放在主座桌上。费璞安将官印取出,让大家验明,交革命军司令吴嘉禄执行销毁,同时正式宣布吴江光复,声明今后政权改为民主,议会是人民的代表,一切政事取决于人民,并举行了宣誓仪式。
此时,费孝通刚满一周岁,费璞安刚过“而立”之年不久。
此后,费璞安立足的民主政治舞台不断扩大。当时的吴江县议会确有实力,凡县政预算决算以及地方兴革诸事,均须由议会议决通过,并确能根据定章切实办事,这使费璞安感到大有可为。在民国成立、各省议会成立、国会成立的局势下,他联合吴县、上海、常熟、如皋四县议会,共同发起成立了江苏省的县议会联合会,在上海“也是园”设立机构,“深能反映当时的民众呼声”。后来,吴江、吴县、上海、常熟、如皋五县议会又倡议,联合全国县议会组织全国县联会,并推费璞安为江苏省晋京请愿总代表。费璞安到京后,借贾家胡同吴江同乡会为会所,定期开会。各省代表又推举他晋见段祺瑞,代表全国人民呼号请愿。费璞安在当时社会进步力量中的影响,由此可见。
费孝通的母亲杨纫兰出身于当地**。她从小承教于家学,后来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受到良好教育。二十世纪初,妇女解放的思潮激荡着中国思想界,激励着仁人志士。杨纫兰的思想也发生了强烈共鸣。
杨纫兰的同乡金松岑,曾在上海爱国学社与邹容、章太炎、蔡元培一起鼓吹革命。1903年,金松岑的力作《女界钟》刊行,这是中国*早阐发妇女解放的专门论著。书中用天赋人权、民主、自由的新观念论述妇女问题,以男女平等为主旨,主张从入学、交友、营业、管财、出入、婚姻等六个方面恢复妇女的自由权利。这本书刊行之前,金松岑有意请费璞安、杨纫兰夫妇作序。费璞安则让妻子独执其笔,一抒胸臆。于是,杨纫兰酣畅淋漓的《〈女界钟〉序》,如晨钟轰鸣,震响在清王朝气数将尽的沉沉暗夜:
溺于社会之人不知世界,溺于现在社会之人非独不知未来世界,并不知已往世界,男子且然,而况于女子哉。女子者居社会之半部分,以平权之理论之,女子亦居国民之半部分。国民者何也,有**思想政治思想者也。悲哉,我女子乃闺闼之外无思想乎!悲哉,中国男子乃功名富贵之外无思想乎!虽然,男子我不论,我论女子。方今女权堕地,女学不昌。顺从之外无道德,脂粉以外无品性,井臼以外无能力,针绣以外无教育,筐笥以外无权利。胶蔽耳目,束缚形骸,无论未来之新国民如罗兰夫人、批茶女士、苏菲亚若安之流,言之适遭怪异,即中国已往人物如班昭、谢韫、木兰、冯夫人、梁红玉、聂隐娘之流,亦不过低头咋舌,以为不可及,而如其奋发投袂,起而效之,则一以为魔怪,一以为风狂。群聚而哗,不见容于社会。宜乎蠢蠢须眉,尘尘巾帼,两俱沦于黑暗世界,以有**之时局也。同邑金君著《女界钟》约三万言,掊击现在之社会,而提倡新中国、新国民,将以警醒我同胞,出之于奴隶之陬,而登之于平权自由之乐土。其文章则流丽芬芳,语长心重,其议论则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虽以锡纶之愚读之犹且感动,何况世不乏聪明才智之姊妹,苟开卷熟复,其必有奋发投袂而起,以逐诸女杰之后尘者,则我谓此书为美利坚之自由钟可也,为批茶之五月花亦可也。
杨纫兰(文中“锡纶”是她的字)这篇序言写于1903年,对体察费孝通早年成长环境十分重要,可供后人从当时整个社会状况一直看到杨纫兰的胸襟、见识、抱负。
父母亲在费孝通出生前后这一番以天下为己任的作为,在社会上是唤醒民众的呼号;在家里是充案盈室的高尚气氛。费孝通呼吸着这样的空气,在母亲创办的蒙养院中,**天长大。
四、“教育优先”的家庭
费璞安杨纫兰夫妇养育有四子一女,费孝通*小。其上依大小排序有大哥费振东,姐姐费达生,二哥费青,三哥费霍,费孝通为幼子。
费孝通的父母投身社会进步活动时,把教育事业作为安身立命之处。父亲办学教书,母亲创办蒙养院,各有天地,同开风气,视教育为*根本、*长远的进步动力。**如此,族群如此,家庭亦如此。他们忙于社会活动,对儿女生活上管得不多,教育上却有全盘计划,很下工夫,要使儿女都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
费孝通幼年时期,费璞安上有母亲和姨母,下有妻子儿女。一家九口人的生活全靠他一人的工资供养,家境并不宽裕。据《吴江光复前后回忆》一文可知,辛亥革命爆发后,费璞安曾参与发起组织红十字会。当时要筹款制备担架药品,发起人中有人捐一千元,有人捐两千元。费璞安记载自己认捐时的情况说:“我是穷汉,亦竭力写捐五十元。”
捐五十元已是“竭力”之举,家中境况可想而知。费孝通上小学前后,父亲任职于江苏省教育厅,工资不多,乃至“微薄”。家境如此,杨纫兰既要维持九口人年复一年日常吃穿,更要保证儿女教育费用,确实得花费不少心思。
一次,病重的杨纫兰把孩子们叫到床前,让费孝通的三个哥哥根据历年家庭日用账目作出统计,按各项支出画成曲线,列在一张表上。结果,红线表示的教育费用高高居上。杨纫兰指着这张表对孩子们说,费家的理财原则是量入为出,教育优先。家中所需的各项支出中,首先扣除教育费用,再以余钱安排其他,这就是“教育优先”原则。母亲病床前这一幕情景和母亲的话,给费孝通留下了终生不灭的印象。
杨纫兰有心让儿女们都受到正规教育,然家庭收入微薄,须有特殊供养办法。她让五个孩子间隔开,上大学和读专科交叉安排,利用读专科不用家里花钱的条件,省出学费,确保每个孩子都受到正规教育。在母亲的安排下,费振东就读于上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成为南洋一带**华侨教育家;费达生毕业于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后留学日本,成为国内知名蚕丝业专家;费青由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留学德国,成为**法学家;费霍进入苏州工业专科学校,成为建筑工程师;费孝通从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小学、中学、大学,直到清华研究院毕业后留学英国伦敦,取得博士学位,经历了正规教育从*基础到*顶端的全过程,接受了严格而充分的学术训练,且有幸在清华和伦敦先后师从人类学大师史禄国和马林诺斯基,为日后取得**学术成果奠定了深厚基础。
费璞安在江苏省教育厅担任视学一职,相当于后来的教育督导员。每年中,他有一多半时间在省内奔波,巡视各地的学校,作实际情况访查,回家就忙于写调查报告。每当此时,家里书桌上就堆满了他从各地搜集到的材料和巡视笔记。
对于这些,费孝通自有��童式的好奇,有时趁父亲不在家,就去翻看。材料多是各所学校提供的情况介绍,有很多数据,对一个孩子来说,未免枯燥。费孝通印象更深的是那些笔记。其中有随班听课的现场记录,还有评语。这些生动、具体而富于现场感的笔记,融进了父亲的调查报告,也融进了费孝通对父亲的早期印象中。
从现在可以见到的费璞安遗墨看,他的毛笔字相当见功力。但他每写出一篇调查报告,都要请本乡一位书法更端正的先生抄写出来。抄出以后,费孝通的二哥三哥就被指定作校对,一人念原文,一人对抄本。费孝通年纪还小,“只配在一旁陪坐”。他后来写《乡土教材和社会调查》(1991)一文回忆当时情景说:我当时识字不多,在旁边看,不大懂他做这些事情的意义,但是记住了这些事情。我一生的学术活动有两个特点,一是搞调查,二是写文章,很明显跟父亲的影响有关。这就是父亲对我的教育,不是言教,是身教。
对费孝通影响更深远的“身教”,是费璞安每次外出调查都要带回沿途搜求的地方志书,逐渐积满整整一个书架。这些记载各地方地理、历史、名胜、人物、民俗等的志书,费孝通时常翻看。开卷有益,影响日深,他后来在燕京大学写毕业论文时,就是利用全国各地志书中有关婚姻风俗的资料,在吴文藻等指导下,写出了《亲迎风俗的地理分布》(1933)。1938年,费孝通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完成博士论文 PEASANT LIFE IN CHINA (1939) 时,把它看成“实际上是一本开弦弓的乡土志”。1996年,费孝通接受一次采访时,把自己六十多年的学术成果概括为“现代乡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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