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史料包括有两种工作,即批评与综合。批评之**步,在决定一种材料的特性。要问这种材料是否真确?是否故意如此表示?是原本?是抄本?抑是改本?若是原本,传下时有无变动?若是抄本或改本,是否和原本一样真确?这是关于材料形式上的研究,叫做外面批评。其主要任务在于明定这种史料是何时、何地、何人所产出,且决定其本来的形式。再进而作第二步内部的评判,研究作史者的用意,其所言是确实的,抑属比喻的。著作时是郑重其言的,抑或是谈笑的,其所用的字句和我们现在所用的,是否有同样的意义。批评的人应当把自己身体放在产生材料的地位中,凡史料之不可靠者,是误是伪,批评后当加以鉴别。鉴别即是正误辩伪的意思。中国人作史常不鉴别史料,神话、寓言也把来作史,所以国史在尧以上是极不可靠。即太史公也有疑惑,他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即尧、舜三代之事,也靠不住。刘知几的《疑古》篇(见他著之《史通》)既证明尧、舜禅让之可疑。韩非子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定儒、墨之诚乎?”是尧、舜的事迹,古人既怀疑。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篇在孟子时尚且多不可靠,则后来愈传愈误,可想可知。中国史料所以常不可靠的原因不止一端。一由于古人托古改制,盖从前守旧性太重,自己虽有主张,恐怕别人不听从,以是托诸古人以为号召。如老子托诸黄帝,许行托诸神农,墨子托诸大禹,儒家托诸尧、舜。孔子谓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孔子删书既存成见,所谓“美者因其美而美之,恶者因其恶而恶之”。尧、舜果如是美,桀、纣果如是恶,吾人实不敢相信。古时许多制度是儒家理想出来,硬说是古人所有,以伪为真,使国入迷信了所谓唐虞三代的黄金时代。二由于古史泯灭而不可考,后人从推度假造成之,如犹太人的《创世纪》(见《旧约圣经》**章)和大部分《旧约》所谈希伯来人古史,都是神话。中国所谓盘古、三皇等等,女娲练石补天之类,皆是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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