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常会面临严峻的考验,有时候如履薄冰,稍不留神,便掉进水里。我这个年龄的人,不会忘了小时候暑假里看的电影《战上海》,都能记得反派主角汤恩伯。这个汤恩伯完全是个草包,在人民解放军面前,像个小丑似的,蹦了两下就完蛋。真实的情况当然不是这么简单,汤恩伯能混到那么高的军衔,要是没有真才干,蒋介石绝不会把*后看家的那点军队都交给他指挥。
汤恩伯并非黄埔出身,能得到蒋介石重用,与陈仪的引荐分不开。陈仪是日本士官生,与蒋介石既同乡又同学,交情非同一股,他与鲁迅和郁达夫也是好朋友。汤恩伯是陈仪的得意门生,情同父子,在*后关头,陈仪曾秘密动员他反戈一击,像傅作义那样起义,接受共产党的改编。这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就当时形势看,汤虽然重兵在握,战场上已无任何胜机。
如果听陈仪的话,蒋介石说不定都去不成台湾,而汤在大陆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地位,起码能和傅作义平起平坐,当个共产党的部级千部。
然而汤恩伯选择了失败,在恩师与党国之间,或者背师,或者叛国,他选择了不可救药的党国。人各有志,勉强不得,汤恩伯的悲剧在于,他没有告密,但是陈仪策反之事一旦被军统侦破,他就不得不站在证人席上,为恩师陈仪的“罪行”作证。陈仪因此被枪毙,汤也陷入终生愧疚之中。据说他在台湾很不得志,已无心于名利场,郁郁寡欢,疑神疑鬼,在家里为陈仪设了牌位,动不动就烧香磕头,惶惶不可终日。
不由得想起一个差不多的故事,在莎士比亚时代,培根结识了女王宠臣和情人艾塞克斯伯爵,两人成为好友。艾比培根小六岁,对他的才华十分敬佩,在艾的极力**下,培根在政界如鱼得水。可以这么说,没有艾塞克斯,就没有培根。艾塞克斯后来终于失宠,并以叛国罪被逮捕法办,培根作为一名王室顾问和法律公职人员,奉命参与此案的审理工作。由于他和艾塞克斯的私交众所周知,因此在审理过程中,为了表示不徇私情,表示自己坚决站在女王和**利益的立场上,培根表现得非常严厉和公正。六个月以后,艾塞克斯被保释回家,传记上说,艾对培根的表现非常失望,于是他就开始筹划一个新的政变阴谋,结果事泄失败,又一次被捕入狱,*终被处以极刑。
在艾塞克斯案件中,培根的做法曾受到后人的非议,人们不能容忍同流合污,也不赞成落井下石。培根的对手在这一点上大做文章,极力往他身上泼污水,结果,许多人一方面喜欢培根的文章,一方面又对他的人格产生怀疑。罗素不得不在《西方哲学史》上为培根辩护,认为把他“描绘成一个忘恩负义的大恶怪,这十分不公正”,既然艾塞克斯已经构成叛逆,此时抛弃这样的朋友,“并没有丝毫甚至让当时*严峻的道德家可以指责的地方”。不仅罗素义无反顾地支持了培根,许多**学者都持差不多的态度,一位研究培根的权威学者,在阅读了培根与艾塞克斯全部材料后,断然指出培根对艾塞克斯的处理,没有任何值得非议之处,大多数的指责不过是诽谤而已。《培根传》的作者也说:
培根的行为曾经受到一些人的苛责。不过谁也不能否认艾塞克斯的确犯有叛国罪。所以很难理解那些责难培根的人到底期待培根做什么?
要求培根像章士钊为梁鸿志那样做辩护,是不现实的。理智和情感常常冲突,友谊虽然简单,到复杂的时候,永远不是语言所能描述清楚。培根也不可能像汤恩伯那样自责愧疚,西方价值体系中的理性思想,远比东方的盲目忠君报国,更富有人文主义的色彩。友谊毕竟不是哥们义气,不是小集团利益,不是沆瀣一气。友谊是试金石,可以折射出不同的光芒。培根的做法在人情上似乎有些欠缺,但是培根所以能成为培根,能成为一名大哲学家,成为一名大科学家,成为英国思想史或者说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自有其内在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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