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的英国设计评论家迪耶·萨迪奇透过被设计包围的生活，向我们呈现设计多彩的世界。作者援引设计史上的经典个案，包括万向灯、尼康相机、Lucky Strike烟盒、雪铁龙汽车、转盘式电话等，解说设计的本质，传达设计的意义，也通过对设计和时尚、**、艺术之间关系的探讨来探明设计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多样角色，带我们看清设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设计的语言 理想国设计读本首推，企鹅当代设计文化书系严选佳作！&nbsp_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_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_

被物品淹没的世界

有史以来，再没有人拥有比我们现在更多的物品，但我们使用它们的机会却越来越少。我们逗留在家的时间十分短暂，家里却塞满了各式各样的物品。每一个房间都有等离子电视，取代了五年前*新潮的显像管电视机。我们的橱柜里堆满了床单，*近还突然开始对床单的“编织密度”讲究了起来。我们的衣柜里摆满了衣服鞋子，房间里还有成架的CD，满室的电玩和电脑，花园里放满了桶子、花剪和割草机。我们还有从没有用过的划船练习器，从没在上面用过餐的饭桌，还有从没烤过东西的三层烤箱。这��物品都是我们的玩具：它是一种慰藉，用来解除我们努力赚钱好购买它们的持续压力，而在追求它们的过程当中，我们全都变得像幼儿一样。
当今的中产**拥有堆满厨房的电器用品，梦想着买下它们，
就能**地做好家事。如同**服饰推出了儿童系列，崭新的不锈钢厨具让我们在购买时有了利他的借口：“为家人着想”。我们认定自己会买下这些玩意儿，并不是为了纵容自己，而是为全家人做投资。我们的子女则有各种各样真正的玩具，一盒又一盒，才买来几天，就因玩腻而丢弃。随着童年越来越短，这些玩具的本质也有了改变。麦当劳已经成了举世*大的玩具经销商，几乎所有的玩具都是与电影相关的产品。
我们拥有过的物品，体积也从没有比现在的更大。它们随着折磨西方文化的肥胖流行病一起增长，部分原因出自于所谓的“产品成熟”。当每一个该买电视机的家庭都买了之后，厂商能做的就是发明新的机种，说服拥有者汰旧换新。有时候厂商会推出迷你的新机型，但他们更喜欢推出比原来更大，因此想来应该更好的机型，
于是电视荧光幕就由二十八英寸增加为六十英寸，家用烤箱演变为炉台加烤箱，冰箱变得像鼓胀的衣橱。

我们都是拜物狂
就像被强迫灌食、直到肝脏肿大爆裂，用来制作鹅肝酱的鹅一样，我们成了天生消费的一代。鹅一看到饲主拿着金属漏斗，准备塞进它们的喉咙强迫灌食，就惊惧不已；我们却拼命争抢满满的饲料槽，它们提供源源不绝的物品，建构我们的世界。有些人在苹果电脑门市外面扎营，为的是**iPhone ；有些人愿付任何价码，收集一九七○年代款式的跑鞋；更有人开着宾利的名车款雅致［Bentley Arnage］，好向同属英超足球联赛的选手表明：我们身价千万英镑， 不像你们，只买得起价值才两百五十万英镑的大陆［Continental］车款。
错综复杂的型号、由来出处和**世系，养成了恋物癖，让我们一想到心仪的物品就垂涎欲滴，盲目崇拜太阳眼镜、钢笔、鞋子和单车，以及任何可以交易、收集、分类、组织，终至获取和拥有的一切。
我们当然也可能起而反抗这种制造欲望的现象，抗拒这些泛滥成灾、快要淹没我们的商品，只是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迹象；唯有在千禧年前夕，大家曾短暂地担忧没有节制的消费会带来人类的毁灭。中世纪教会曾经采用、后来却摒弃的赎罪券，如今以碳补偿的形式还魂，但依旧不能阻止我们每隔六个月就更换手机的欲望。
在我自己的生活里，我得承认：我沉溺在消费的光辉之下，但也因现代人消费的数量如此庞大，以及大量制造的欲望在我们身上勾起肤浅却强烈的情绪，而感到憎恶。
许多人都认为，日常生活缺少不了物品，迪特尔·
拉姆斯［Dieter Rams］也如此想。他曾担任德国消费电子品牌博朗［Braun］的设计总监二十年，总把博朗的刮胡刀和食品搅拌机形容成“英国管家”， 不需要的时候不见影踪，但一经召唤便能发挥效用。其实这些物品的含义早已不仅于此。
“衣服、食物、车、化妆品、沐浴、阳光，是真正的物品，值得我们享受其本质。”约翰·
伯格［John Berger］在《观看之道》 ［Ways of Seeing ，1972］中写道，这本书是过去半世纪读者*多的当代视觉文化分析之作。作者区分了“真正的”物品和他眼中那些资本主义操弄我们想消费的物品。“重要的是……不要把广告本身和它所宣传物品的乐趣或利益混为一谈，”他主张，“广告始于运作人们渴求乐趣的本性，却无法实际提供乐趣这样东西。”
伯格写作《观看之道》，是站在介于马克思和本雅明之间、一种折中角度的有利位置。这本书尝试破坏鉴赏力的传统，以更具政治意味的观点来理解视觉世界。

宣传广告是这个文化［ 资本主义文化］ 的命脉—若没有宣传，资本主义就无法生存，此外，宣传广告也是它自己的梦想。
资本主义的生存之道，是强迫大多数人，也就是它利用的对象，去把自己的利益界定在尽可能狭窄的范围内。过去，它借着大规模的剥夺来达成；如今在已开发**，则借由灌输错误的标准，告诉大家哪些是想要、哪些是不想要的物品。

但即使在共产主义崩溃，中国和印度经济有爆炸性成长之前，
要了解物品就远比上述的观点更加复杂。和制造欲望相关的并不只有广告图像而已。伯格分析那些他认为有实在特质的“真正”事物，例如凭着六十年的经验、制造出关闭车门时有昂贵咔嗒声的汽车，或结合省油和优雅设计、让大众旅游化为可能的飞机，就如同他分析哈尔斯所绘肖像和波提切利寓意画作品，用的是同样的标准。它们是精心设计的产品，要创造我们的情感反应。物品可以美丽、有趣、巧妙、复杂，但同样也可以粗糙、平庸或黑心。

观看现代生活的方法
要是伯格今天才写《观看之道》，那么他所谓的“宣传广告”， 就可以说成是“设计”。当然，就像伯格对宣传广告的看法一样， 对这个词作负面观的人不在少数。
“设计师”一词的滥用，使它已经丧失了原本的意义，成了愤世嫉俗和爱操纵他者的人的同义词。德国厨具Bulthaup 是任何着重设计的房子的必需配备，该公司甚至禁止在广告中使用“设计”一词。然而，物品的设计却对观看世界的方式有极大影响力。伯格这本书属于为数众多的艺术文献，不过，自罗兰· 巴特［Roland Barthes］ 于一九五七年写了《神话学》［Mythologies ］，以及让·
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在十年之后出版不很严密**的《物体系》［The System of Objects ］以来，罕有评论家再如此仔细地分析“设计”这个主题。这片空白教人惋惜。建筑史学者阿德里安· 福蒂［Adrian Forty］在他的大作《欲求之物》［Objects of Desire ，1986］中，表达了和伯格相似的观点。但如今物品世界爆发得惊天动地，朝四面八方不停地泛滥，在质和量两方面，都和当初为了解读机器时代的意义而出现的现代主义传统叙述大相径庭。
巴特和鲍德里亚对设计师的角色都毫无兴趣，宁可把物品的性质当成大众心理的实体表现。比如鲍德里亚就表示，现代室内设计并非创意活动的成品，而是中产**的价值观压倒先前较重物质现实的成果：

我们在现代室内设计上有更大的自由，但随这自由而来的， 是一种更微妙的形式主义和新的道德主义。如今的室内设计显示出，我们在屋内常做的行为，由吃饭、睡觉和生儿育女，转移到吸烟、喝酒、娱乐、讨论、观看和阅读。感官功能已经让位给由文化决定的功能。过去，我们用餐具柜收纳桌布、陶瓷餐具或食物；如今，室内的各种功能组件分别放着书、小摆设、鸡尾酒吧台，或者什么也不放。

这实在是游手好闲者的说法。我们的物质文化非但没有压抑我们的原始欲望，反而还纵容它们。
我们和我们拥有的物品之间的关系，永远不可能直截了当，而是混合有知与无知的复杂关系。物品绝非如伯格所说的那么单纯，
而正因如此，才使它们太有意思，不容忽视。

《设计的语言》是伦敦设计博物馆馆长迪耶·萨迪奇充满热情的诚意之作，他通过平易而富有趣味性的文字带我们穿梭于设计的历史，引发我们对物质、对消费、对**、对时尚、对艺术等的设计性思考，对大众读者深具启发性。此书同约翰·伯格的《观看之道》、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等被纳入企鹅当代设计文化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