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一个臭名昭著的名字。在“九一八”冒险军事行动中,这支部队吃尽了甜头,也由此被视作日本陆军的精锐,所谓“皇军之花”。但是在二战前夕,关东军在与苏联红军的战役对决中,却暴露了自身的严重缺陷,乃至到二战后期被苏联红军犁庭扫穴完全击溃。而苏联红军和关东军的对决,也深刻影响了二战的走向。本书**将关东军与苏联红军的历次战役进行了全景式描写,对双方战役指挥、指挥官及士兵素质、情报运用、武器配置及**层面的战略部署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对比,并配以近百幅珍贵历史图片,将人们真实带入那硝烟弥漫的二战战场。 地狱绝杀: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 (全面增订版 关东军与苏联红军战力大对决全记录! 近百幅珍贵历史图片,走入真实战场! 对于日本,打疼它,它才服你!)_关河五十州_现代出版社_

*后一道关





针对“稻田计划”,各部门开始坐下来进行商谈。外务大臣(外相)宇垣一成首先表示反对,他顾虑的主要是国际形势,觉得边境纠纷终究还得靠双边谈判来解决。


军部向来是擦屁股时才会想到外务省,所以宇垣的想法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接下来一个人的意见却不得不姑且一听。


这个人是海军大臣(海相)米内光政。米内担心,武汉会战在即,长江上的登陆作战需要大批军舰护卫,以保证武器和兵员的运输,到时大部分小型舰艇都要拿去使用,万一再同苏联开战,海军将无法确保图们江及朝鲜海峡的交通**。


海相的不同意见很快就被稻田给顶了回去:放心,苏联不会动手,我们陆军正是要取得苏联不动手的确证,所以才要打这一仗,你们海军就放一百个心吧。


这一似是而非的说法很难让米内信服,但军部这些人却都很听得进去。


据史学家研究,武汉会战前,正是日本战时经济得以顺利维持的**,也就是说,战争消耗和生产力水平恰好维持住了平衡,这也是稻田的理论能够在军部大行其道的一个重要物质条件。


眼看作战命令即将下达,只剩*后一道关了。


这道关本来不过是一个形式主义的过场,让军部意想不到的是,到头来它却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难关。


在张鼓峰行使武力,以及进行必要的动员,必须取得裕仁天皇的准许。


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是裕仁的叔叔,关系自然非同一般,他预先进宫跟裕仁打了个招呼:“必须以武力夺取那个有争议的地区(张鼓峰)。”


见裕仁没反应,载仁察言观色,赶紧补上一句:“陛下如不批准,当然不能行动。”


裕仁回头召见了自己的心腹、内大臣汤浅仓平,问他怎么看,汤浅直言不讳:“从大局来看,目前不应同苏联交战。”


裕仁沉吟半晌,忽然问:“即使我不同意,他们(军部)仍要独断专行,怎么办?”


汤浅的回答是:“如果任由他们独断专行,今后就无法控制陆军了。若引起对苏战争,不知日本的命运将会如何,实在令人担忧。”


裕仁恨恨地说:“大概不到这种地步,陆军是不会醒悟的。”


元老西园寺公望听到这番宫中对话后,显得很是忧虑。因为此时裕仁已挂着陆军大元帅的头衔,陆军全是他的部下,现在眼看着部下可能将**拖入危险境地,他自己却摆出一副瞧热闹的旁观者姿态,实在是不负责任。


西园寺对他的秘书说:“陛下的看法似乎很不对头。对陛下来说,眼下需要的是坚决不予批准。万一对苏联使用武力而引起战争的话,近卫首相也负有责任,他*好辞职!”


西园寺是三朝重臣,从裕仁的爷爷明治天皇开始,就享誉朝野,虽已不当政,但他的话对裕仁和近卫内阁多少都有一些影响力,所以当陆军大臣(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代表军部正式进宫请示时,裕仁不予接见。


裕仁之所以拒绝接见,除了有汤浅和西园寺相谏的原因外,实际上他还想借这个机会摆摆架子,给给脸子,因为裕仁虽自恃陆军大元帅、军队统帅大权的掌握者,但在一些具体环节上,却常常被陆军绕开。他认为自己受到了陆军的漠视,内心感到很是恼怒,一有机会就想给军部大臣穿小鞋,以便让这些人更加俯首帖耳,唯命是从。


裕仁没有露脸,露脸的是侍从武官长,他传达了天皇的旨意:“如果你们是请求允许行使武力,朕不想批准,也不必为此觐见。”


一听这话,板垣和载仁都愣住了。


1938年7月20日,经过板垣等人的再三恳求,天皇心里舒服了,这才答应接见。


见面时,裕仁当场问道:“这件事同有关大臣联系过了吗?”


板垣顺口答道:“外务大臣、海军大臣都表示赞成。”


板垣是在扯谎,不幸的是天皇还知道他在扯谎。裕仁看上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天坐在家里,一副痴痴呆呆的样,其实骨子里是个精到内伤的人。他早就征询过外相和海相的态度,知道那二位都不同意在张鼓峰行使武力,于是大为震怒,他声色俱厉地斥责道:“陆军的做法根本不像话!”


板垣、载仁一听就知道露了馅,顿时尴尬到无地自容。裕仁仍然不依不饶地进行数落:“陆军不是**次这样了,‘满洲事变’的柳条沟(指九一八事变)也好,这件事件开头的卢沟桥(指七七事变)的做法也好,都完全不服从**的命令,在当地独断专行,甚至多次使用卑劣的手法,这是朕的军队所不应该的……”


裕仁摆出陈年老账,并不是说他当初不想发动侵华战争,或者真的大权旁落了。其实所谓统帅权,始终都在他手里牢牢攥着,只是他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得失来作出决定,有时故意放松,有时又格外收紧,比如“九一八”前,裕仁明明知道关东军“独断专行”的气氛,但他想从中渔利,便故意放松统帅权。到七七事变也一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陆军的“独断专行”,恰恰是裕仁故意纵容的结果。


如今他又像祥林嫂一般的婆婆妈妈,无非是因为侵华战争搁浅在了那里,让他左右为难,只有摆脱自己在其中的干系,才能继续显示出天皇的永远英明。


裕仁*后扔下话来:“今后没有朕的命令,一兵一卒也不许动用。”


板垣和载仁听得虚汗直冒,十分惶恐,退出后两人便表示了辞职之意。


军部大臣举足轻重,可不是一般角色。参谋本部满腹委屈地嘟哝:“如果大元帅陛下对陆军不信任的话……”


陆军省方面,则由首相近卫文麿居间进行调停。侍从武官长也在宫里劝裕仁:“希望陛下对军部大臣以温言相加。”


见戏的确演得有些过了,裕仁又重新换上了一副新的脸孔,对板垣和载仁进行挽留。


经过这番折腾,“稻田计划”算是彻底夭折了。军部声明:“对张鼓峰中止行使武力,着重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相关命令随即传至第19师团。第19师团枕戈待旦,盼星星盼月亮,结果盼来的却是取消作战命令,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恼火透了。





坏人也要坏到不像人


尾高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这一期在士官学校的历史上被称为“荣耀的第十六期”,日本陆军中的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都是尾高的同学。


有这样显赫的学历背景,尾高向来自命不凡,动不动就喊打喊杀,只可惜他分在了第19师团,有那心也没那机会。


同属“朝鲜军”,第20师团早在九一八事变时就进入了东北,此后一直在中国关内作战,第19师团不一样,它有一个固定任务,那就是一旦日苏正式开战,就必须出兵攻占海参崴。因为负有这一特殊使命,第19师团不得不整天待在家里,眼睛一眨不眨地死盯着苏联,等于哪也去不了。


日苏什么时候开战呢?鬼才知道。第19师团自成立后,一次都没有出动过。尾高上任后,也始终看不到和冈村等人并驾齐驱的可能,他常对此抱怨不已,多次请求“朝鲜军”司令部给予第19师团出兵的机会,以便增加师团的“光荣传统”。


现在机会终于上了门,可是突然又失之交臂,能不让人打心眼里感到郁闷吗?


当年的日本陆军将校里,像尾高这样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还有很多,由于实在找不到“立功”的机会,他们甚至不得不铤而走险。


比如一个叫长勇的家伙,曾是参谋本部的参谋。1931年10月,参谋本部的一批少壮军官阴谋发动政变,建立军人内阁。长勇赫然就在其中,他不仅是指挥者之一,预设的军人内阁里还有他的席位,乃“警视厅总监”。


政变不幸中途流产,沦落为“十月事件”,长勇受到审查,并被从参谋本部驱逐出去,下放到了部队。


又如田中隆吉,没他煽风点火,“一·二八”淞沪会战恐怕还打不起来。那时田中是驻上海的副武官,为了给陆军找到出兵上海的借口,他不惜使出各种下三滥手段,什么打伤自家的日本僧人,焚烧工厂,无所不为。之后的绥远战役,在满蒙军背后摇头晃脑、指手画脚的也是这位仁兄。


长勇、田中都在第19师团,前者为步兵联队长,后者为山炮兵联队长。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名叫佐藤幸德的联队长,*受尾高信任和器重,而且同样属于冲动型。


可以这样说,第19师团就是日本军人中不得志者和冒险家的乐园。这群渣渣聚一堆,就跟干柴似的,全仰着脖子等火星上身呢。


如果军部高层铁板一块,纵使他们等到心焦掉也无济于事,问题在于,军部根本就不是一块铁板。


主张息事宁人的主要是板垣征四郎、载仁这些军队高层,所谓“既得利益者”,做什么都瞻前顾后,现在既遭天皇斥责,差点丢掉乌纱帽,也就不愿再去冒险了。稻田等处于中低层的少壮派可不一样,对他们来说,冒险就有机会,不冒险就一点机会没有。


稻田改变不了高层的决定,但没人能堵得了他的一张嘴。他一直在背后唠唠叨叨,闲话一大堆,其主旨自然还是论证作战有理。


论据之一,不打仗还能成名,此事古难全。第19师团长驻朝鲜,缺少实战经验,正好利用这次机会,让第19师团接受锻炼,从而一夜成名,把它打造成对苏作战的**兵团。


论据之二,好人要好到不像人,坏人也要坏到不像人。不给苏军一点苦头吃吃,以后边境事件还会有增无减,而第19师团的将佐们正是“坏到不像人”,可以痛扁苏联老毛子的*佳人选,如果说他们还完不成对苏作战的任务,日军里面就再也找不出更合适的了。


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所以稻田的“坏”不是指缺点,而是优点。别人说尾高鲁莽,稻田就说他大胆果断,敢作敢当,乃*可贵的“纯武人性格”。对尾高以下的长勇、田中、佐藤,稻田也是赞不绝口,称为豪气干云。


稻田的言论是朝着高层发的,可惜上面不屑一顾。比如板垣,当初就是靠策划“九一八”冒险上位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比较能看穿稻田等人的用心,无非“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想靠冒险一夜走红而已。


板垣属于过来人,持的就是过来人心态:你们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你们得明白一个道理,钻石恒久远,多了不值钱,**个冒险成功了,不等于第二个、第三个就能复制成功。


稻田的话触动不了高层,然而当传到第19师团耳朵里时,效果却完全两样。


参谋本部有一个作战参谋到张鼓峰视察,把前后经过,特别是稻田对作战的支持,一五一十地透露给了尾高。尾高如遇知音,腰杆一下子硬了起来。


按照“朝鲜军”中村司令官的命令,第19师团主力应于7月28日前返回原驻地朝鲜罗南,尾高却迟迟不愿回撤,一直拖到7月29日,实在拖不下去了,他才被迫下令撤兵。


主力走了,就连师团部也回了罗南,只有作为师团长的尾高还留在*初部署的位置上,仿佛在等待着什么意外发生似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这天早上,尾高突然接到侦察报告,约有十名苏联兵开始在沙草峰南面构筑工事。


沙草峰是位于张鼓峰以北两公里的一座隆起山峰,高度尚不及张鼓峰,但张鼓峰属于“界限不明地区”,沙草峰则是苏方承认的“满洲国”领土。


尾高眼前一亮,立刻来了精神: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干它!





*佳人选


应该说,如果不是肃杀,朱可夫还不一定能得到如此重用。


**代红军领导层中名将太多了,完全可以用灿若繁星来形容,不说加伦,即便是朱可夫曾经的顶头上司乌鲍列维奇,也十分了得,此人被誉为“二战”前苏联***的军区司令员。显然,从资历到实战经验,无论他们中的谁,都比朱可夫更有资格担任前线总指挥。


正因为这些更有资格的人都挂了,朱可夫才会成为斯大林的*佳人选。


朱可夫出身骑兵,是布琼尼元帅的得力助手和下属。到肃杀结束,五大元帅杀了三个,留了两个,留下的这两个,一为伏罗希洛夫,一为布琼尼,二位同属于苏联国内战争时**骑兵军的将领,而**骑兵军称得上是苏联的精锐部队。


顺着布琼尼这条线,朱可夫在政治上首先达到了“及格线”,这也是朱可夫能够保住项上人头的重要前提之一。


除此之外,就得有点真本事。朱可夫从骑兵排长做到骑兵军长,有着指挥机动作战的丰富经验,同时指挥军区演习的经历,又使他初步具备了调度大兵团的那种宏阔眼光。


还有一点也可能是苏联高层予以考虑的因素。那就是抗战爆发后,朱可夫曾作为军事顾问援华,尽管他当时只是在技术问题上为中国军队提供咨询,并未参与具体作战计划的制订,但多少积累了一些对日军的认识和作战经验,如今在诺门罕战场上正用得上。


1939年6月5日晨,朱可夫乘飞机抵达蒙古,**是研究驻蒙古的第57特别军在诺门罕战役中的指挥得失。


让他想不到的是,第57特别军司令部竟然设在距离诺门罕前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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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试读段落:其实所谓统帅权,始终都在天皇裕仁手里牢牢攥着,只是他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得失来做出决定,有时故意放松,有时又格外收紧,比如“九一八”前,裕仁明明知道关东军“独断专行”的气氛,但他想从中渔利,便故意放松统帅权。到七七事变也一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陆军的“独断专行”,恰恰是裕仁故意纵容的结果。崛荣三慢慢地他从股票价格波动的消息中发现了玄机:只要罐头公司和制药厂的股价上涨,太平洋上的美军铁定就要开始启动下一轮进攻。崛荣三通过分析,得出结论,美军每次出兵前,都要大量生产食品罐头以及抗疟疾的药品。日本抵抗的顽强程度,大大超出了朱可夫的想象,特别是北翼的弗依高地,俨然已成为*难啃的一块骨头。朱可夫颇受触动,由此认为在日军中,“中级军官盲目自信,**军官昏庸无能”,但是下级军官和野战兵训练有素,勇猛顽强,特别是在近距离作战中更为突出。当时苏军对坦克的运用,仅仅局限于步车协同,也就是让它对步兵进行掩护,但是朱可夫越来越相信,坦克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新武器,在现代战场上所能扮演的角色,绝不仅仅是助手。按照朱可夫的想法,坦克应该用于独立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