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力图避开主流叙述的认识定式，在挖掘*新史料的基础上，以隔代人的视 角，对中国近现代史上若干人物或重大事 件重新阐释和反思。书中无论是陶希圣眼中的胡适，朋友记忆里的殷海光，还是苏 雪林笔下的鲁迅；无论是李敖与其伯乐萧 孟能的恩怨纠葛，**之媛陶琴薰五十七年佳人薄命，还是“高陶事件”主角之一 高宗武七年从政的隐晴幽微；抑或四十多年前那一场沸反盈天的“中西文化论战”， 以及震惊世人的“雷案”背后的故事；展现的多是为人所一知半解者的陌生面。立足今天盘点对历史的事后之明或许不难，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当事人饱含温存的那份了解之同情。

从政七年如咯血——高宗武旧事
高宗武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
他早年留学日本，归国不久即从政，受当道赏识，扶摇直上，别有一番怀抱；然而，处斯乱世，国力未充，内外交迫，受其掣肘，事功有限，后更成为大人物政争中信手调遣的一粒棋子，其命运殊为可叹也。不过，既为小人物，则又有一好处，就是见势不妙，船小好掉头，趋避逃遁，茫如风影，远离人们的视线，我们不打扰他，他更不想打扰我们。即使世道人心一落千丈，言人人殊，他也无动于衷，一副倦鸟归林的样子。高宗武就是这样一个人，三十岁之前，红极一时，之后，则躲得远远的，悄无声息活到了九十岁。当然，大人物中也有仁寿者，我们不去谈他们。
一
1931年，高宗武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时年二十五岁。
这是一个身材瘦小、文质彬彬、“非常精明，而且擅长辞令”的年轻人。返国后，在南京国立**大学讲授政治���。日本大学的法学专业，其中包括许多政治学方面的内容，这是我在写作《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时所了解到的。1991年大陆出版的《中华民国史辞典》，并未提及高宗武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是何种学历。我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享物·博伊尔的专著中了解到，当年高宗武“关于中日外交问题博士论文的片断曾在中国好几家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这样看来，他归国不久，即能在**大学讲授政治学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时也可见这个年轻人对政治的某种兴趣。
第二年春末，经友人介绍，高宗武决定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就在动身前，日本首相犬养毅突然在东京首相官邸遇刺身亡，这是日本少壮派军人所为。海军大尉塚野道雄、海军上尉三上卓及其他三位现役海军尉官、八位海军预备役尉官等二十人，不满当时日本在内政、外交、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停滞不前的局面，认为这是日本政党、财阀、特权**相互勾结的结果，遂决定在1932年5月15日刺杀犬养毅等政界人士，袭击政友会本部，企图消灭当时日本政治**、有力财团，从而改变日本的政治现状，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五一五事件”。犬养毅在九一八事件后出任日本首相，早年与孙中山私交甚好，“一生支助中国革命”。高宗武自幼留学日本，对日本政治、经济、社会与军事形势了解入微，立即针对此事写了一篇约六百字的短文，投给南京《**日报》。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以日本为战略目标，高的文章短小精悍，见识卓然，引起报社高层的兴趣与关注。他们在刊发此文时加了一个编后语，示意作者到报社来面谈一次。高宗武去了，报社让他与有关编辑人员座谈日本政情，并提出希望他参与报社工作：就日本问题每周写两篇专栏文章、两篇社论，每月支付报酬一百五十元。高宗武认为钱太少，不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报社为延揽人才，答应再介绍高到南京**政治学校任教，这样每月另有一百五十元。日本首相犬养毅意外之死，打乱了高宗武原本的南下计划，也改变了其一生的命运。
就这样，高宗武没去广州，转而成为《**日报》特约撰稿人，很快就名声大噪。但高本人实际上并不喜欢这项工作，认为长期这样写短文时评，“了无前途可言”，干了半年就离开了。高宗武有一好友裴复恒，当时在委员长侍从室任职，**他人侍从室工作。蒋介石很欣赏他分析日本问题的文章，特予延见长谈，拟委任侍从室上校秘书，为其处理对日问题。不知为什么，高却没有去。若干年后，高宗武在美国对好友提及此事，说如果当时随蒋而不随汪，其后大半生则完全不同了。
1933年8月，曾在王宠惠“好人内阁”中担任过财政总长的罗文干，奉命前往新疆调解马仲英、盛世才之间的争端，以失败而告终，同年12月辞去兼任的外交部部长一职。这时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便自兼外交部部长。前一年11月，高宗武已脱离《**日报》，转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任专员，负责日本问题研究。人的命运有时不可逆料，高宗武虽然婉拒蒋介石，未敢去侍从室做那个上校秘书，汪精卫却又找上门来：
有一家杂志的主编李圣五是在牛津大学留学的国际法权威，并且是汪精卫部下。李把高的一篇文章送给汪看，汪看后表示愿意见见这个年轻人。汪当时任外交部长，由于对高很赏识，便邀请高参加政府工作，协助办理同日本人谈判有关中国和“满洲国”建立铁路和邮电联系的事宜。
以日本问题专家身份进入外交部，这对于高个人来说，其诱惑远大于在蒋的侍从室任职。汪的抬爱不啻是一个“天赐良机”，此时若能进外交部，自己在外交上的特殊才干便能得到充分发挥。而“在内廷工作动辄得咎，搞不好后半生的生活也大成问题”。尽管当时国内对这项谈判普遍表示反对，甚至将汪精卫与他周围的那些人贬抑为妥协派，高宗武还是没有半点迟疑。1934年年初，他人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并很快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次年5月，升任外交部亚洲司科长；一个月后，升兼亚洲司帮办（副司长），主持对日交涉事务，成为汪手下的一个得力于将。这时高的薪俸是每月三百元，汪以高“对日交涉繁忙，应酬也多”为由，特准另加三百元补贴。这个数字在当时已不少，高却认为仅可勉强应付自己平日里的各种开销。高是那种特别喜欢交朋友的人，尤其与日本人关系良好。其间，曾奉派前往日本考察，并拟秘密进入“满洲国”收集情报，无奈不得其门而入。后在一位日本特高课警察朋友的帮助下，才得以进入东北，时间长达一个月，收获甚丰。返回南京后，高将考察报告同时呈报外交部及蒋介石，由此又得到蒋的一次召见。
蒋介石对高宗武的印象一直不错。尽管外界认为高是汪的人，蒋却不以为然，他向高详细询问对日外交策略。高认为日本决定吞并中国，可行的有两条线路，一条是北进，一条是南进；建议加强驻朝鲜和台北总领事馆之职责，给予领事较高待遇，以便调查日本在两处的动向。蒋大为赏识，当场欲令外交部任高宗武为特命全权公使兼驻朝鲜总领事，被高婉拒。高的理由是“不适宜担任这项负有情报工作之职务”。
1934年，蒋介石的盟兄黄郛（字膺白）奉命在北平处理华北地区的中日交涉事宜，出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兼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委员长。这时，日本人又提出华北与“满洲国”通商、通邮等各项事宜，黄以授权有限、不能全权处理为由，将此事打发到行政院。汪精卫派高宗武代表外交部以邮政总局主任秘书的身份前往，“在不涉及承认‘满洲国’原则之下，专谈通邮上之技术问题”。黄郛于高宗武有知遇之恩，高到了北平后，即去拜见黄，发现此事并非技术上的细节问题，而是需在政策上对日本有较大的让步。高深感为难，认为此事已超出职权范围，必须请示行政院和外交部方可决定。在与日本人的谈判中，高的态度十分强硬，黄郛责备过他。蒋介石此时正在北平协和医院诊治牙疾，黄将此事捅了上去。蒋两次召见高谈话。高宗武这样回忆：“可能出自黄郛的建议，他两次召见我。黄郛可能以为我比较听委员长的话。不过，两次晋见，委员长并没有给我任何指示。很显然他是支持我的立场的。”黄郛早年入同盟会，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做过代理总理，1928年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后因济南惨案引咎辞职。黄与蒋有旧交。自视甚高，称高是“小孩子”或“这个小孩子”。黄这时不过五十四岁（两年后病故），以这种口吻对待高宗武，实际上是对他有所不满。
到华北后，高宗武受到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汤尔和、王克敏（两人后为日本傀儡）等人宴请。席间，汤等对高的见识与才华，赞许不绝。汤在给友人信中，称其“定力甚深”。王克敏此时兼任委员会财务处主任，也颇有同感，驰电蒋介石拟邀高出任财务处总参议或秘书长，高不以为意，又是婉拒。蒋特别欣赏他这种做事讲原则又不爱为官的态度。
第二年5月，高宗武升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年仅二十九岁。“高居然挨过了那一阵反妥协的抗议风暴，而且年纪那样轻就当了那么大的官，这说明别人常常赞扬他颇有政治才干这一点的确名不虚传。”高本人却这样说：
通邮问题解决后不久，我从亚洲司副司长晋升为司长。由于许多适合这个职位的官员年龄都比我大，资格也比我老，这个升迁毫无疑问是委员长的意思。升级带给我更多的困难，因为那意味着与日本更频繁的接触……
“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在南京遇刺受伤，辞去本兼各职，赴欧洲疗伤；蒋介石乃接手，为行政院院长，同时电令湖北省主席张群接任外交部部长。张十日后到任，高驿马未动，仍为亚洲司司长。张主持外交大计。对日具体交涉则交由高宗武一人负责，并嘱其对日重要交涉案件可直接向蒋介石面报或请示。蒋也会直接来找高宗武。一次张群接听电话，是蒋介石打来的，他开口就说：“我找高宗武……”以上这个细节，为高宗武晚年对好友周谷所说。翻检张群口述、陈香梅笔录的《张群先生话往事》一书，此事未能得到证实。但周的文章公开见诸报端，宁可信其有而不可信其无。从有关史料看，高与顶头上司张群的私交确实不错。
张做了一年两个月又十天的外交部部长，以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一年多外交部长的生活，戒慎紧张，苦恼多而欢乐少，而且未能有效地实际改善中日关系，未符*初期望……”张曾对高宗武抱怨日本人难以对付，且须事事请示蒋介石，无以独当一面，高建议他辞职。“张遂于1937年2月25日径电蒋委员长请辞，久未接复电，一日突接蒋电‘嘱高宗武来见’。张部长很幽默地对高司长说：‘蒋委员长要你来接外交部长。’3月3日张群辞职照准，却由王宠惠继任。”周谷不知何许人，竟用了一个“却”字，给人的印象就好像蒋曾属意由高来接任外长，其实这不过是纯粹的臆想而已。且不说蒋在用人上向来隐忍多谋，而且私心很重，更有权力上的制衡，凭此时高宗武在政坛上的实力，何以能出掌一个关乎**命运的堂堂外交部？即使后来在汪精卫眼中，高也是“年事太轻”，*多只能当外交部次长。所以，张群的一句玩笑话，又岂能当真呢?不过，张群任外长，却给了高宗武以用武之地。他上任后，即“一改汪精卫‘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外交政策，采取主动与日方谈判的战略，以求中日关系的全盘调整”。这一思路与高内心的想法不谋而合，高的卖力可想而知。从张群的回忆中可证实，当时对日交涉各事高均有参与。张群也曾派他会同张嘉璈、王世杰专程飞广州，向蒋汇报有关会谈详情，并请求指示，可见高在蒋、张两人面前的某种重要性。
不过，高本人心里又十分清楚：“在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三年，我在不同环境之中担任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中国对日本首脑人物的主要谈判人员。”高在外交部工作时向不称人官衔，对部长只称“岳军先生”（即张群），对蒋介石、汪精卫均称蒋先生、汪先生。这是高书生意气、甚为可爱的一面，但骨子里一种顾盼自雄、舍我其谁的心态又灼然可见，以致不久即闯下大祸。
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蒋介石在庐山表示“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中国已不可能再忍让。就中日双方军事力量对比而言。中国方面是迫不得已而抵抗，即是应战而不是求战。战争的惨烈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每小时的伤亡人数以千计。但中国军队在华北和华东两个战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屈服不投降的英勇气概，又为日本军阀所不曾料到。然而，“抵抗至山穷水尽之时，尤其在1938年夏秋之际，国土精华尽失，真已到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若论抗敌武装，我军已无一个完整之师，可以继续作战……此仗如何打得下去”？
战争初期，1937年7月24日，蒋介石曾接见英国大使许阁森，希望英方居中调解；7月25日，又接见美国大使詹森，呼吁美国在道义上协助制裁日本：7月26日，再与德国大使陶德曼见面，希望德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事；该日下午，又接见法国大使那齐雅。这一连串的外交行为，是在兑现七八天前，蒋在庐山同时表示的“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这一愿望，即以时间争取空间，从而赢得战机。蒋在7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政府对和谈表示决心，此其时矣。人以为危，我以为安。立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
虽然一般认为两国交恶，和与战不可兼容，但实则战争与和平交涉有时是并行的，和谈对打仗而言是一种政治作战。而在日本方面，陆军中的“不扩大派”在政府决定出兵中国华北之后并没有停止活动，在七、八两月内，曾经两次推动以“和平交涉”为招牌的对华政治诱降活动。一次是敦促首相近卫文磨派密使对南京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次就是向昭和天皇献策并推动政府开展“船津工作”。后者的计划是：为保全日本陆军的面子，设法让中国政府先开口要求停战讲和，“由正在东京的在华日本纺绩同业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去担任诱导中国方面的任务，迅速派他赴上海，将全面调整邦交、停战条件方案的内容，作为他个人听到的传闻中日本政府意向，秘密传递给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进行试探。如果有被接受的可能性，则开始外交交涉州”。日本人挑中高宗武为试探人选，可见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能将和谈信息迅速带到南京上峰那里的人。刚至而立之年的高宗武——国民政府中**流的“日本通”，事实上已成为中日双方此时意欲打通外交路线的首要人选。7月31日，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召见高宗武，期许甚高，其责任与分量不轻。

上辑
从政七年如咯血——高宗武旧事
《独立评论》中的陶希圣
公竟渡河的悲剧——陶希圣从政之痛
**之媛陶琴薰
陶希圣眼中的胡适
在“民主与独裁”中的胡适
胡适为何屈就东方图书馆馆长
胡适先生签名本——《师门五年记》及其他
下辑
殷海光其人其事
一个时代的一群人与一本杂志
“雷案”背后的故事（附：关于《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这本书）
君子绝交不出恶声——雷震与王云五的笔墨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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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雪林论鲁迅
四十多年前的一场“中西文化论战”——《文星》杂志与一桩诉讼
萧孟能晚年的悲情
泰山无字碑：从无字到有字
后记

尽管李敖才华超人，并且横睨一世，但他在萧孟能未能“赏识之前”依然“一文不名”，其中的具体细节实在无须多言。总之，李敖是在进入《文星》之后才成为天下无人不晓的“风云人物”，若干年后，又因财产之讼与恩人萧孟能闹翻，这与当年国民党对他打压的泛政治化有多少直接关系则未可知也，这实在是一桩可以重新加以审视或判断的历史往事。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