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
我的老家在山东省海阳县夏村区北江村(现属乳山市城区街道),位于胶东半岛乳山市崔家河中游南岸,村庄聚落依缓丘呈块状分布,东部为低丘,西部、北部为平原。
据家谱记载,我的先祖原籍是江西省吉���县,在朝为官,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从元大都被贬到胶东半岛,明洪武二年(1368年),先祖宋端从文登县九顶埠迁此定居,沿袭到我父亲宋守本这一辈已是第二十五代。
我出生于1911年11月22日。我的父母育有三子一女,我排行老三。19,27年秋,父亲病逝,家中丧失了主要劳动力,家境逐步衰落。
我的哥哥宋合初生于1905年。他多年从事教育,1927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后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参加革命,经党组织派遣到国民党军第二十六旅秦毓堂部做地下工作,为我党掩护和接送干部、递送情报、偷运枪支弹药等。在我弟弟宋昶庆被敌人杀害后,其身份也暴露了,出逃后遭敌人通缉,在中共东海地委派宋抡豪同志接他返回东海根据地时,在北江村被敌人围阻逮捕,1940年7月7日(农历)被公开枪杀于北江村的村口。我的姐夫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冒着风险将宋合初的遗体偷偷下葬。我党东海地委刘仲益同志等冒着极大的风险,亲自找到家嫂,代表组织进行慰问,并将宋合初的儿子宋质彬带回东海地委参加革命工作。
我的弟弟宋昶庆(又名宋盛三)生于1916年2月,他1935年参加共产党。因参加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东海武工队),1940年春被敌人逮捕后残忍杀害。毫无人性的敌人将他的头颅、心脏、生殖器割下,放进木笼里,在乡村集市上“示众”。宋昶庆同志后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哥哥和弟弟牺牲时,我当时已在鲁中地区工作,我母亲因听到“宋竹庭已在鲁中牺牲了,并开了追悼会”的传闻而感到绝望,悲愤上吊自尽。每每回想起我一家惨烈的遭遇,我的心情就久久不能平静。
我的家庭是为革命事业做出过牺牲和贡献的。1932年初,牟海地区**个中共党支部在我家建立;1937年12月,中共牟海工委也是在我家里建立的。我家又是我党在这一地区重要的交通站,许多同志来往我家,都感到有“家”的温暖。
我的姐姐也经常在家里帮助接待地下党的同志,解放战争时期,她又将自己两个儿子都送到我军胶东部队参军,他们在部队表现很好,后来都成为了人民解放军的师级干部,现已离休。
我的学生时代
在我还没有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没有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之前,我也和同时代的青年一样,出于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有过从徘徊、彷徨到寻求救国救民出路的一段经历。
早在1927年的秋天,我在东北做学徒,因父亲病重,回到老家山东省海阳县夏村区北江村。我的哥哥也从黑龙江回到家乡,这年他参加了国民党,信仰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所以哥哥回到家乡就介绍我参加国民党地下组织,从事秘密活动,宣传“三民主义”。这个时期,我受哥哥的思想影响,认为“三民主义”可以救中国,也参加了他们的组织,秘密进行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苛捐杂税的宣传活动。
这年冬天,国民党在上海开办的“劳动大学”附中招生。我出于求学的迫切愿望,由山东国民党的地下组织秘密输送到上海求学。考试前我再次被灌输了国民党的思想教育,更加相信国民党是“真正革命,救国救民”的党。我虽因考试期间患了骨髓炎,进入医院**半年之久,未能入学读书,带病回到家乡,但在上海期间受了国民党更深的思想影响。我回到家乡以后,又继续进行宣传反对军阀、反对土豪劣绅剥削广大农民的活动,还进行禁吸鸦片、破除迷信等宣传活动。虽然这些宣传和活动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除人民群众的苦难,但当时我自己已经觉得是“很革命了”,认为找到了“出路”,人民群众“从此有了希望”。
1928年下半年,我病愈考入乡村办的私立中学——瑞泉中学,结识了牟平县南乡的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从这些朋友那里才知道蒋介石已经投靠英、美、日本帝国主义,与北方奉系军阀和江浙财阀相勾结,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后,汪精卫也与蒋介石同流合污,背叛了革命。这个时候,我也亲眼看到了国民党地方官员与当地土豪劣绅同流合污,国民党连革命的主张也不提了,他们到处欺压百姓。这个状况使我对国民党产生了怀疑和不满,我对国民党能够“救国救民”的指望也破灭了。
我出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又对国民党能够“救国救民”失去了指望,在忧虑、苦闷、彷徨中,产生了“只有求学念书,才有出路”的念头,然而并没有奋斗的目标。我的这种思想,得到哥哥宋合初的大力支持。虽然由于父亲的去世和为我治病,家里已经变卖了四亩好田,原可以经济自给自足的中农家庭,开始破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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