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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文学观察丛书:文学的不忍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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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文学观察丛书:文学的不忍之心

  • 作者:胡传吉
  • 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
  • ISBN:9787537849067
  • 出版日期:2017年01月01日
  • 页数:0
  • 定价:¥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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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文学的不忍之心》是一本借当代文学研讨经验史与思想史的论著,可以说是文学思想史论。本书偏爱论说之道,像一种精神考据,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虽各自分野,但通过胡传吉的论述,将它们彼此联系起来,找到了“学科”之间的精神联系,是记录文学观念史中的有效途径。本书的写法有创新意味,有一定的实验色彩。
    文章节选
    美的受难 美的存在,称得上是天意。与此同时,天意给人出了难题,即,如何欣赏美、表现美、尊重美、信仰美等难题。如美学家温克尔曼言,“认识优美的能力犹如写诗的天才,是上天的恩赐,但由于这种天才并非自然而然地发生,缺乏教育和指导将会变成虚空和没有生气”,“上天把感受优美的能力赐予所有理智的人,但程度却大不相同”!。在这里,不妨把美与感受美的能力两者都设于天意与人为的框架之中。 美这一话题,庞大而复杂,非一篇文章所能尽述。但美这一范畴内,有一些具体问题可以细致探讨。譬如,感受美、书写美,离不开美人这一对象。美人在古今文字里的不同遭遇,是本文将讨论的**。 美人一词,今天看起来,可能显得轻佻失重———那也是因为后世将其庸俗化,但如果我们能回到美本身、回到古语语境,会发现,这一称呼,庄重合礼,蕴含多义,且没有严格的性别之分。《诗经·国风·邶·简兮》写“硕人俣俣。公庭万舞”,“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据郑玄注,“我谁思乎,思周室之贤者”,“彼美人,谓硕人也”,这个“文武道备”的“美人”,按常识推,非指女子,或有意模糊性别。再如屈原诗骚,喜写“美人”,其《离骚》《九歌·少司命》《九章·抽思》《九章·思美人》等,皆有吟唱“美人”之辞章,这“美人”可男可女,更可颂上德尊贵,兼赞人之美态。其中,《离骚》之“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逸有注,“迟,晚也。美人,谓怀*也。人君服饰美好,故言美人也。言天时运转,春生秋杀,草木零落,岁复尽矣,而君不建立道德,举用贤能,则年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此处“美人”,兼喻美之形态、神韵、德行。“美人”多次出现于古诗文中,实与天下治乱之想有关。无独有偶,古希腊,赞“美”之词不吝于男子,反吝于女子,追求美男子、美少年之**,强调男子与男子之间的爱慕,实与城邦的政治教育大有关联,非色相二字能解。古语语境,“美人���并非女子的专属,更非仅指后世所狭义理解的漂亮女子。美人之事,后来在中土之所以越来越世俗化、女性化,甚*是堕入“风尘”、沦为“红颜祸水”,很大程度是因为本土诗文执笔者多为男子,也因为美色对治世之想的威胁性。不排除另一个可能性,即,女子能美到美的**,面对极美的书写对象,诗文的修辞也有可能相应地到达美的**,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白居易《长恨歌》),辞章工整,对比妙极。以闺阁之态诉男子心声颂君臣亲密之诗文作者,可谓数不胜数,屈原算是集大成者。世俗化、女性化的书写倾向,使柔弱美而非雄壮美成为本土诗文审美的重要理想,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美人是女子的专属。 既然美人蕴含多义,并涉美貌、德行、治术、诗书、射御等多种文治武功,亦非女子专属,那么,讨论的空间就变得开阔。同时,既然裸像能成为艺术之核心题材、入门教育,美人这一对象,亦无须羞于启齿。美与丑的伦理价值,并不见输于善与恶、有与无等相生相成之观念的伦理价值。 述论“美人”这一话题,可能太过离经叛道,更有不务正业之嫌,但如若澄清“美人”之多重意指,亦能匡正视听。今天看起来,对人之美及感受人之美的概说,“美人”仍然是*为简洁到位的提法。澄清这一指称,便可以继续下文。 姑且先不论美的和谐性及崇高意义,我们讲一个基本事实,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文字对美人的书写,细腻、温婉又充满激情。换言之,美能让文字更美,文字亦能让美更美。天意人为,两者有关联。有心人赏识,天意得生趣味。于本土,对美人的书写激情,由诗文之始*晚清民国语言变革,一直延续,美人名分前后有异,但书写的才情一直在。只不过,当新的主义介入文学书写之后,特别是“讲话”成为“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之后,这种书写的激情及能力发生了变化,美的趣味及美的地位,相应地,也有了变化。 杨沫的《青春之歌》,这一部能够进入文学史但显然无法进入更广阔阅读视野的畅销小说,帮助笔者进入美人之书写的变化这一论题。或者说,《青春之歌》启发了笔者对这一论题的思考。杨沫的创作意愿很真诚,想兼得好与正确。这种心态,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较为普遍的写作倾向,即,写作人努力适应新的时势变化,竞相用自己*出色的才干,向新的时势变化表示真心的拥戴及虔诚的信任。文人*擅长的,莫过于创作出既反映新时代伟大又合乎文艺政策的作品,像胡风、郭沫若等诗人,赵树理等小说家,杨朔、魏巍等散文家,50年代前期,积极写出顺应时势新变化的作品,如《时间开始了》《百花齐放》《三里湾》《荔枝蜜》《谁是*可爱的人》等,如此种种,莫不是对时势新变化的及时反应。 出于对文学的喜爱,杨沫在小说里,设置了一些颇具个人创作色彩的构想,如林道静的身份、林道静复杂的恋爱史等,这些,都是难以受控制的故事因素。杨沫在一个大的正确的框架下,为小人物命运设置了一个小小的位置——《青春之歌》在“文革”期间被批为“毒草”,又说明威权容不下个人空间。林道静的形象,耐人寻味。一方面,杨沫想突出林道静的美,另一方面,杨沫想写出林道静的觉悟以突出政党及**的英明领导,但从书写效果来看,个人美貌与政治要求并不协调。且看林道静出场的场景: 清晨,一列从北平向东开行的平沈通车,正驰行在广阔、碧绿的原野上。……不久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到一个小小行李卷上,那上面插着漂亮的白绸子包起来的南胡、箫、笛,旁边还放着整洁的琵琶、月琴、竹笙,……这是贩卖乐器的吗,旅客们注意起这行李的主人来。不是商 人,却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寂寞地守着这些幽雅的玩意儿。这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她的脸略显苍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这个朴素、孤单的美丽少女,立刻引起了车上旅客们的注意,……她这异常的神态,异常的俊美,以及守着一堆乐器的那种异常的行止,更加引起同车人的惊讶。 作者很想写出林道静的美,但小说对林道静的描述,显然跟美不太协调,“这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这身打扮下的“美”没有说服力,这种“白”既不自然,也不优雅,可能林道静真是美的,但作者这样写“美”,*少不是高明的写法。从象征层面来讲,这个“白”可以自圆其说,它可以象征投身革命者的一身清白,也可以衬托“罪恶”世界的污秽不堪。但从美感的层面来看,起码从视觉层面看,这个“俊美”没有说服力,这身打扮没有美感,反而有点瘆人感。作者所用“朴素”一词,跟白洋布短旗袍、白绸子、南胡、琵琶、月琴、竹笙等器物,也是不协调的。这些器物,不是“朴素”,反而是近乎“奢侈”了。同时,这些器物的出场,似乎是为了衬托林道静受过良好教育——*理想的效果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但各种乐器的格调及审美趣味是不一样的,甚*是有雅俗之分、男女之别的,这些器物的堆砌,显得粗糙、随意,不合摆放常理,也不合审美趣味的一致性,由此也可推知杨沫对晚清教会女学、官府女学以及民国女学,并不是特别了解。分析这个场景,并不是苛求作者。政治要求高于一切,在这样的年代,能为个人趣味及情感创设一点点空间,已经是叛逆,同时也是了不起的尝试。分析美的沦落及受难, 只是为了呈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威权下的美,不自在、不自然,这样的美,不具备说服力。不难看出,写作者处处用心但又处处为难,纵然使出全身解数,想尽办法证明“小资产**”觉悟的合理性、无产**政党的英明性,仍不能达到要求。《青春之歌》达不到政治要求,“文革”期间,小说沦为“毒草”。《青春之歌》也达不到审美理想,林道静的“俊美”,不伦不类。文人的艺术趣味与政治的“翻身”趣味之间、“提高”与“普及”的标准之间,有分歧,写作者很难做到两全其美。也因为小说这一体裁本身的叙事要求,小说不得不面对生活细节、社会场景等具体事物,诗歌与散文可以用抒情的方式回避“**敌人”,但小说没有办法回避具体的人事,也没有办法回避“**斗争”中的“敌人”及其言论。为了保全政治正确,只得将不合规矩的枝节修剪掉,几番裁剪之后,美人之形态及神韵,自然别扭。 《青春之歌》并非特例,有更多的文例可以证实人之美在当代的不自在。具体的,容后文再续述。沿着这个切入点,观察文学变化,不难发现,本土文字书写美人的激情与能力,自“当代”以来,已经大为减退甚*是接近消失。80年代以前,我们还可以把美的沦落归咎于威权的苛求,80年代以后*今,文字书写美人的激情与能力,并不见得有多么大的起色,我们又可以为这一趣味的巨大转变添附些什么样的理由呢?天地自然的美,除了依附于**及民族,再难绽放光彩,这一点,诗歌及散文可为例证,如50、6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余秋雨的散文等,可说明,天地自然之美,在当世文字里的境遇很难堪。天地大美的文字命运,尚且如此,更遑论人之美的文字遭遇。 书写美人的才情衰退,今人作品里稀缺能够流传千古的美人、能令人过目不忘的美人佳句,之所以这样,深究起来,其实是美善等传统在当代断裂的某种表现。 古人恐怕深知美人的巨大威力,美人稍有失控,天下难免德行失衡。所以,古人对着美人,非常谨慎。古人写美与治美,有智慧有策略———*于智慧策略的好与坏,那是另外一回事。诗文为美人赋予**品质,但又暗暗地为美人之美分了等级,进一步地讲,等级制反过来巩固了美的地位,这是古人非常高明的地方。承认色相本身的价值,赞同美的天意,对美人有一个很高的判断,但又觉得色相不治则乱、非治不可。以《金瓶梅词话》的人物为例,足见古人心思缜密。且看作者对潘金莲的描写,“因他自幼生得有些颜色,缠得一双好小脚儿,因此小名金莲”,“不过十五,就会描鸾刺绣,品竹弹丝,又会一手琵琶”,“长成一十八岁,出落的脸衬桃花,眉湾新月,尤细尤湾”,大户暗中收用了金莲,有诗为证,“美玉无瑕,一朝损坏;珍珠何日,再得完全”,想必没有人会说潘金莲长得难看。虽潘金莲欲望惊人堪称淫荡无度,但这些,无损潘金莲姿色的美。武松剜心剖尸,潘金莲死状极惨,叙述者暗道,“好似初春大雪压折**柳,腊月狂风吹折玉梅花”,惜花叹美之心,表露无遗。那西门大官人又生得如何?潘金莲初见西门庆,只见他“生的十分博浪”,“越显出张生般庞儿,潘安的貌儿”。古时某些美男子、美女子,虽浮邪无度,但优雅诗文凡涉写姿色,多有怜香惜玉之心,所以,即使古诗文情色暧昧成分多,也好浮邪粗鄙,但在一“美”字身上,确实用功,有了不起的书写成就。相对于今人,古人对美有不容动摇的信心。试想假如潘金莲不是那么美,假如西门庆生得如武大郎一样,“三寸丁、谷树皮”,恐怕《金瓶梅词话》会失色不少。以现代人的眼光看,说潘金莲的身世是一出“美的悲剧”,想必绝不为过。美的遭遇越是不堪,越显出美的悲剧,但这一切,必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美的**:即使淫邪无度,也无损美的自在。纵“红颜祸水”,但古人从未否定过这“红颜”之颜,妲己、褒姒等美人,可视为例。各代男宠乃*断袖男宠,史官没有无视其姿色。又及,西施、貂蝉、*昭君、杨玉环,若以闺房事论之,各美皆有不得已之难堪,但美本身就是美德,是以能流传千古。古人既能将美善说成是天作之合,又能尊重美之天意自然,真可谓进退自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老子·第二章》),陈鼓应的注译是“老子的原意不在于说明美的东西‘变成’丑,而在于说明有了美的观念,丑的观念也同时产生了”,这个解释强调了许多人忽视的“相因”因素。美丑虽相反,但也相因,各有其存在的**价值,是“在”而不是“相对在”,美并非因丑而美,丑亦非因美而丑。 ……
    目录
    美的受难 小说的不忍之心 羞感之于内心 心灵暗处的自罪 诉苦新传统与怨恨情结 “力”之文学变道 小说群治理想之荣衰 意义的负重 论同情 论情爱激情 性饶舌的困与罪 小说的技术冷漠症 借势网络,故事证心 无罪之罪 灵魂的叙事,精神的审美 孤独是一种天赋 文字知天命 新道德下的城市小说困境 关于文学的超越 无立足境,是方干净 附录:批评如何立心——读胡传吉的文学批评所想到的 谢有顺 后记
    编辑推荐语
    1. 本书语言理性与智慧、审美兼顾,体现出一种可行的文学研究方法。 2. 本书写法有尝的意味,有一定的实验色彩。 1. 本书中的一些篇目以现代性激活古代性,引发思考志趣。 2. 本书着重体现了文学评论的论说之道。 3. 本书意图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间寻找“学科”之间的精神联系,记录文学观念史里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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