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戏剧论丛(第13卷 2)》:
赵之诚的三幕喜剧《八仙过海》(1951)是较早出现的批评不良社会风气的剧作。描写战乱中从大陆去台湾的一群人,由于环境改变做不成“仙”,他们原先的生活方式与新环境冲突带来很多笑料,揶揄中包含着批评的锋芒。作者的四幕喜剧《新红楼梦》(1957),立意与《八仙过海》相似,批评“红楼梦型”男女青年在现代社会中无法适应而出尽洋相,*后改变不良生活方式而走向时代。赵之诚戏剧影响较大的是1954年创作的四幕喜剧《花好月圆》,尖锐地嘲讽结婚铺张浪费、图虚荣讲排场的社会不正之风。此剧搬演一幢公司宿舍楼里几户人家的生活,其中,张玛莉和周振华、吴海英和唐圣聪、范杰民和阿兰三对年轻恋人准备结婚。张玛莉好虚荣,周振华又打肿脸充胖子,他们没有钱却要结婚风光排场,并且盘算这样可以收很多礼,一定能赚钱。他们不顾自己和同事的实际生活情形,也不顾倡导节约、一切从简的社会改造运动,首饰、家具、礼服、酒席大肆铺张,*后亏空太多债台高筑才深深悔悟,表示要改过重新做人。吴海英和唐圣聪原打算从简结婚,受到张玛莉和周振华影响,吴海英也开始爱慕虚荣,是这场教训使他们改变想法而准备公证结婚。范杰民和阿兰也从中吸取教训而参加集体结婚。作者巧于构思,随着剧情发展,张玛莉和周振华由结婚的喜庆走向烦恼、忧愁,*后聪明反被聪明误,弄得焦头烂额、痛哭流涕。作者运用喜剧笑声对这种爱慕虚荣、排场浪费的社会风气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剧中还有几对也是同事的中年夫妇的家庭和婚姻生活,如梅家惧内、董家怕丈夫、徐家相敬相爱等,也写得颇富喜剧情趣。
奢靡享乐的生活观念也是“问题”社会剧批评的对象。丁衣的独幕剧《尼龙丝袜》(1952)、张英的独幕剧《殊途同归》(1956)、丛静文的四幕剧<绛帐千秋》(1959)等,都是批评这种社会现象。<殊途同归》写姐妹俩暑期一个去香港游玩,一个去金门参加军中服务,姐姐从香港带回洋烟洋酒、首饰衣料、尼龙丝袜等**品被海关没收,妹妹去金门军中服务学会洗衣、做饭、缝补等生活能力,姐妹俩从不同路途回家产生了人生观念的冲突,剧作对追求享乐**的生活做派予以了严厉批评。《绛帐千秋》则是批评父母的奢靡享乐给社会和家庭造成不良后果。王家事业有成生活富裕,妻子整天吃喝玩乐追求享受,丈夫饱暖思淫欲在外勾搭女人,直到家中幼子也学会赌博、偷窃、打架,父母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尼龙丝袜》是从正面宣传当局“减少外汇、增加生产”的经济政策,强调**享乐必须加以节制。
1950年代的台湾,还有一种陈旧落后的社会风俗——“养女”制度——也被搬上舞台受到批评。丛静文的四幕剧《春风吹绿湖边草》(1954),就是写一酒家老板白兰花,为了赚钱买来一批养女,她们被环境所迫过着任人蹂躏的生活。剧作一方面描写台湾流行的“养女”风俗,和家主借此贩卖人口、逼良为娼的无恶不作,批判了“养女”制度的罪恶;另一方面,又怀着悲悯的人道同情,描写了香妹、玫瑰、珍珠、玉娟等女性遭受蹂躏后或被贩卖,或被摧残致疯,或与家人生离死别的非人生活。剧终,当局决定废除“养女”制度,开设工厂收容这些“养女”去做工,使她们真正成为一个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赵之诚的《新红楼梦》等剧,也有关于“养女”制度的描写。
第二,是对于少年犯罪、家庭教育等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当代台湾严重的少年犯罪现象,所谓“十三太保”、“十三太妹”等不良青少年困扰着台湾社会,这个问题同样在戏剧舞台上呈现出来。较早反映此类问题并获得强烈社会反响的,是刘垠1953年创作的四幕剧《鼎食之家》(又名《黛绿年华》)。台北某工厂厂长覃净斋出身于书香世家,家庭富有,前半辈子靠祖宗留下的产业过着优裕生活。是抗战之后的社会动荡使他懂得个人事业与**兴衰的密切关联,懂得人生的艰难、疾苦是充实生命的过程,所以他严格教育子女要凭借自己的努力走上社会,所以他有感于自己专心事业而忽略家庭管教、使子女教育出现问题,而要把家业捐给社会办学以培养更多的人才,由此引起激烈的家庭矛盾。覃净斋有二子二女,长子覃烁、次女覃泓读书用功且能辨别是非、明理尚义;长女覃洁、次子覃焜却不读书不求上进,覃洁整天跳舞、看电影、交男朋友,覃焜则在家偷钱、在外打群架,是典型的“十三太保”、“十三太妹”。剧作赞扬覃烁、覃泓的积极上进,努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批评覃焜、覃洁不读书不做事,依赖家庭而浑浑噩噩地混日子——覃净斋怒斥他们是“跟社会增麻烦,跟**添败类”。覃焜、覃洁后来在误入歧途的瞎混中感到人生的严峻,逐渐走上人生的正道,生命展现出光明的前景;覃净斋的妻子开始溺爱子女、不理解丈夫,后来看到覃焜、覃洁的人生转变,看到丈夫对自己的爱,也转怒为喜,支持丈夫的事业。《鼎食之家》的“家庭教育主题,正针对着当前如火如荼的少年犯罪问题,而且也对着当前一般十三太保十三太妹的家庭而发的”,故多次公演都广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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