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命题研究》:
朱自清《诗言志辨》把“诗言志”这一命题看作古代诗学“开山的纲领”,因为此命题以其深刻的内涵对后世诗学及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标志着古代诗歌本体论的创立。
(一)“诗言志”之产生与发展
“诗言志”*早见于《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对《尚书》的这一观点,学术界颇有争议。因为甲骨文中尚无“志”和“诗”二字,金文中只有“志”而无“诗”字。按照学理,诗歌理论一般产生于诗歌繁荣的时期,尧舜时期生产力极其低下,尚且没有文字,更不用说诗歌的繁荣了。所以,尧舜时代不可能产生“诗言志”这样的诗学命题。从文献学和古今学者考证的角度看,《尧典》实为战国时代的作品,��诗言志”应是战国学者对诗的看法,这种观点是比较可信的。
春秋时期社会**行的“诗以言志”风气,是“诗言志”产生的思想根源。《左传》对此风气有较多记载,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卒享,文子告叔向日:‘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是当时十分活跃的“赋诗言志”现象,也就是用诗者通过诵读<诗三百》中的篇章,来表达对某些政治外交问题的看法。所以孔子说:“诵《诗》三百……使于四方。”①“赋诗言志”是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官员在政治外交场合表达本国主张的一种特殊的用诗方式,正是在这种用诗方式的影响下,战国学者提出了“诗言志”这一命题。
汉代《毛诗序》对“诗言志”展开了深刻阐释,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此论表明,诗是诗人之志的产物,诗歌创作是表达诗人之志的活动。所以,诗必然要以“志”为本,有志则有诗,无志亦无诗,这就把诗之本体置于诗人之“志”的基础上。“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一命题阐释了诗歌创作与诗人之志的关系:诗人心中之志抒发出来,形诸语言,就成了诗。《毛诗序》的这些论述阐释了“诗言志”的核心思想,不但促进了“诗言志”这一诗歌本体论命题的发展,而且标志着此命题的成熟。
《毛诗序》在肯定“诗言志”的同时,又提出了“吟咏情性”的观点:“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毛诗序》将“情”“志”并举,认为诗之本体既是诗人之志,又是诗人之情,“吟咏情性”说是对诗歌本体认识的深化,也是对“言志”论的超越。但是,《毛诗序》所说的“情”并不是审美化的感情,而是具有“风其上”之社会批判功能的政治化情感,此“情”产生于“人伦之废”“刑政之苛”等社会政治的混乱腐败,是诗人“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的政治感慨,并且此“情”之抒发必须“止乎礼义”,即以儒家礼义为准则。这就把“情”限制在政治感情的范围之内,与“志”也就没有多大的区别了。因此,“吟咏情性”实质上仍是一种“言志”活动。即便如此,《毛诗序》毕竟提出了“吟咏情性”说,若剔除其政治内涵,“吟咏情性”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诗学命题,它启发人们对诗歌抒情性质的认识,是对“言志”说的一个重大发展,也是中国古代诗学史上的一大创举,因为这一命题为后人所普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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