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帆沧海(杨槱传)》:
**章 童年时代
北平出生(1909—1918)
江苏句容是杨槱的故乡,句容市地处苏南,紧邻南京,是南京的东南门户,素有“金陵御花园”之美誉。可是这一切在杨槱的记忆中比较模糊,1917年在北京出生的他,关于故乡记忆是父亲给他讲的故事。
杨槱祖上并非**,祖父之前世世代代在句容务农,到了祖父杨声远这一代终于有所改变。祖父从小家里非常穷,无法读书,年纪轻轻就要放牛,帮家里维持生计。放牛时候要路过私塾,听到私塾里有人读书,他就扒在窗户边上看,边听边记。后来老师发现,就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听课的。又问他懂不懂他又点头。后来老师又问了他几道问题,杨声远居然都答对了。老师大为吃惊,不但没责怪他“偷学”,反倒觉得杨声远勤学聪颖,就让他继续来学习。结果他学得很好,老师就把自己的学习心得倾囊相授。后来,杨声远也就成了一名私塾先生,开始在句容县华阳镇寨里村的私塾教书。因为他教授的学生成绩都不错,因此在当地获得了比较好的名声,就跑到当时江宁县土桥镇(今南京市江宁区土桥镇)做私塾教师。
到了杨槱的父亲杨宗炯出生时(1888),杨家的情况就要比祖辈们好了一些,起码可以不像乃父杨声远一样边放牛边“偷听”先生讲课。杨宗炯,别字仲杰。从这个名与字中可以看到,为他起这个名的人(或是其父杨声远)甚为喜爱“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杨炯,希望这个孩子富有文采。在私塾读了几年书后,杨宗炯就到了句容县里的初级中学和省会南京高中读书。虽然后来杨宗炯并没有从事文学,但料想他国文也相当不错,因为他于宣统元年(1909)考取了京师大学堂预备科**类。按当时的大学堂章程,报考预科**类只考国文和英文,毕业后升入经学、法政、文学、商学等分科大学(相当于本科),但分科大学延至1910年3月方才开办。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在武昌发动起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辛亥革命。消息传至北方,震动极大,京师大学堂的教员、学生纷纷请假回籍,无心上课,后来更至停办,杨宗炯因而失学。年轻的他在停课期间是淹留北京,还是返回江苏句容老家,现在并无证据确定。但估计到当时南方的战况,杨宗炯以留在北京的机会较大。在求学期间,杨宗炯与同为京师大学堂预科**类的学生、同盟会会员孙炳文(1885—1927)成为好友,并于1911年加入同盟会,两人一同创办《民国日报》,鼓吹革命。孙炳文比杨宗炯早一年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却因在试卷中写有反抗封建伦理道德的话语被开除。对于武昌首义,杨、孙二人应当是感到十分高兴的。
1912年(民国元年)5月,教育部总长蔡元培下令,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以严复为**任校长(1854—1921)。孙炳文也因为严复复查试卷,认为开除无理,学籍得以恢复。然而,在恢复上课后,却因为经费紧绌,北京大学一度面临停办。教育部更提出对原有学生和外国教师的“结束办法”,令原来分科学生于民国元年年底前毕业,引来学生的极大不满。同年10月,杨宗炯预科**类毕业。然而,杨宗炯并未直接升读本科,原因亦在于学校经费紧张,校长如走马灯一般换了一任又一任,加上教育部朝令夕改,校务一塌糊涂。1913年1月,何燏时就任北京大学校长。5月,他竟宣布“凡预科毕业生欲入本科者,须经过入学考试”。北大预科毕业生一片哗然,认为与“大学令”中持预科毕业文凭者可升入本科的承诺相违背,发生了预科生集会请愿的学潮。这次学潮,*终以何氏开除为首学生8人,以及教育部暂时解散在校预科生而被压制。9月初,本科开学又被教育部勒令叫停,后者提出要把北京大学并入天津北洋大学,但亦因校长学生反对而不了了之。
经过这一系列的波折,直到1914年下半年,杨宗炯才入读北京大学法本科法律门。在预科毕业后的两年间,他靠打零工赚取生活费。档案显示,杨宗炯曾于1914年(民国3年)3月,在北大预科班临时担任过一个月的英文书记,月薪金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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