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港,1991年9月28日
傍晚时分,乌云密布,天气又闷又热,令人喘不过气来。
安忒诺尔·约瑟夫旋风般地冲进了民主统一联盟总部,几个男人紧跟在他身后。总部的院子里挤满了人。伊冯娜——安忒诺尔的妻子同时也是他从事民主运动事业的战友——此时正夹在紧张的人群当中。
“注意!注意!”安忒诺尔高声喊道,“听着!今天晚上恐怕就要发生政变了!大家赶快离开这儿!”
伊冯娜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上。人群中爆发了一阵用当地克里奥语宣泄不满的声音。
“这个消息从哪儿听来的?”人群中有人问道。
“埃旺斯收到的消息。”安忒诺尔回答道,声音在墙壁间回荡着:“事态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大家快回家去吧!”
叫嚷声此起彼伏,人群开始向外涌动。这几个星期来,城市里到处流传着“让·贝尔特朗·阿里斯蒂德总统有麻烦”的说法,而安忒诺尔刚刚带来的警告不过是证实了人们一直以来的担心而已。
伊冯娜拼命地从人堆里挤出一条路走向她的丈夫,他伸出手把她拉到了自己身边。
“今晚,或者明天,”他说,“谁都说不准什么时候,总之是不可避免的了。”
她觉得胸口像被一块石头压着似的。对,她必须赶回家,找到她的孩子。
“不管发生什么,都要待在家里,千万别出门。”他叮嘱道。
“那你呢,你要去哪儿?”
“我暂时不能待在你们身边了,”他紧紧地抱住她,在她耳边低语道。联盟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危险,而他作为民主统一联盟的关键人物甚至有可能被通缉。
他拥着伊冯娜迅速地走出院子,来到了大街上。太子港的市区**是走贩娼妓聚集之地,街道上满是残旧的小货车和颜色难看的“嗒嗒”作响的公共汽车。汽车的喇叭呜叫着,浓黑的汽车尾气充斥在空气��。安忒诺尔挥手示意拦截计程车,尽管这在平时对他们来说是消费不起的。几辆破旧的丰田车和本田车驶过他们的身边,车上都已经坐着乘客。*后,他跑到堵塞的十字路口才终于拦下了一辆空车。伊冯娜钻进车厢,车子开走时,她回头张望着自己的丈夫,他正大步流星地走回总部大院。
小车摇摇晃晃地穿过露天市场和一群烂尾楼,然后停在了太阳城——一个由铁皮小棚屋和露天水沟组成的“迷宫”般的贫民区。伊冯娜付了车费,匆匆下车后沿着泥泞小道一路疾步小跑。她沿途看到几个满脸皱纹的汉子正围在一起玩着多米诺骨牌,石板路上一些裸露着上身的小孩拿着一个空塑料水壶当球踢,几只瘦骨嶙峋的狗在垃圾堆里翻找着食物。
当终于跑回到她那个被隔成三个房间的小棚屋时,伊冯娜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她的母亲特蕾莎正用煤炉煮着豆子饭,她6岁的儿子雅克正坐在地板上,在一张纸片上涂画着自己的名字。伊冯娜过去亲了他一下,就赶忙跑出门去找她那11岁的儿子丹尼尔。丹尼尔在附近墓园的泥地里踢球踢得正酣,但硬是被她牵走了。
把两个小孩安顿在家后,伊冯娜顾不上危险,又跑出去通知邻居们要发生政变的事。但这实际是多此一举,因为大家都早已听到了消息。她可以感受到四周弥漫着强烈而晦暗的恐慌。青年男子们找来了一切可以用来充当武器的工具:弯刀、耙子、铁铲和旧木板……情急中她抓住其中一个人的手。
“你们这样简直就是拿鸡蛋去碰石头!”她试图阻止他们。那个人回答说:“那也得挺下去,只要有足够的人一起去宫殿,我们就可以挡住那些军队。”
伊冯娜拼命摇头,“这样子做实在是糊涂透了,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她冲他们大声叫道。但是没有人听得进去。*后她只好放弃。趁天还没有全黑,她赶紧跑到公共石井那儿打水,直到把家里坛坛罐罐都灌满,因为要是等到晚上再出来打水可就太危险了。
接下来的黑夜和整个白天,伊冯娜一家人**能做的就是等待,紧张不安地等待。偶尔会有联盟的成员敲伊冯娜家的门,闪进屋里和她交谈几句。各种流言传来传去,但是附近却一个士兵影儿都看不见,平静得出奇。
然而,当夜幕再次来临的时候,枪声响了起来。
伊冯娜赶紧跑进房间,把孩子们拉倒在地上,用自己的身躯保护着他们。子弹打在他们头顶上方金属质的波纹状屋顶上,发出“(口邦)、(口邦)、(口邦)”的巨响。枪声中还夹杂着一些呼叫声,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枪声、尖叫声和哭喊声,她的两个孩子吓得哭了起来。她让他们蜷伏在自己怀中,试着用歌声来安慰他
们,还不时地提高自己的音量以盖住突然尖锐起来的枪声。就这样熬过了一整夜。整夜里空气中都弥漫着刺鼻的焦味儿,那是用来搭做临时堡垒的轮胎因烧着而散发出来的。日上三竿后,两个小孩终于支撑不住昏昏入睡了。
不久,她父亲的那部电子收音机传出了太阳城电台的新闻广播:阿里斯蒂德已经被驱逐出境了。她绝望地跌坐在地上。一切都完了,她和安忒诺尔所为之奋斗的一切——阿里斯蒂德的大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她的孩子可以看到希望的**——都付诸东流。一连几天,伊冯娜一家人就只能这样焦虑不安地躲在房子里。终于,当炮火声变得稀落并逐渐远去的时候,她忍不住偷偷地离开家到外面打探风声。街道上一堆一堆熔化了的轮胎还在冒气,到处是横在血泊中的尸体,引来成群的苍蝇萦绕以及饿狗叼食,一辆重机车正轰隆隆地碾过马路。她从一个邻居那里听来的小道消息是:发动政变的头头们命令把大街上的这些尸体都移置于首都北部的提坦恩——一个专门埋葬流浪汉的墓园。
伊冯娜穿过阴暗的铁皮棚屋相连的巷子来到附近的一个当铺。她要借用店里的电话,在付给店老板相当于20美分的1古德后,她拨了民主统一联盟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但没有人接听。她接着一次又一次地重拨,但始终没能接通。也许*糟糕的事已经发生了,她一想到这点就没办法冷静下来,于是冒着风险跑到附近另外一个联盟成员的家里。幸好,那个人告诉她安忒诺尔已经脱险,并在镇上加勒弗费列区的一个可以看到太子港海湾的荒凉山坳内藏了起来,但联盟总部已被洗劫一空,联盟领导人——太子港的市长埃旺斯·保尔则在机场遇袭被捕。
伊冯娜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她的处境其实很危险,虽然她的曝光率没有她的丈夫高,但也是太阳城有名的民主运动人士,而且,当局还可能会利用她来引出安忒诺尔。因为外面街上到处都是巡逻的士兵,所以,她急急忙忙回到家后,就和孩子们一直待在家里,一步也不敢迈出大门。
几个星期过去了,伊冯娜的丈夫仍然不敢现身,阿里斯蒂德仍然流亡在外,太阳城也依然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住在她家附近的居民每天都有人逃离这个地方,有的人跑到边远地区的亲戚或朋友家里避难去了,有的人则逃往海岸线——海地角附近的拉贡纳维岛的沙滩,那儿有准备出发的船只在等候着。
纽黑文:1991年9月4日
一位健壮的亚裔男子踱进教室,随身带着一个塞得满满的皮包和一个被文件撑得快要裂开的兰迪士·安帝牌帆布袋。他身上穿着一件海军蓝夹克,竖直的头发下是一张天庭饱满的圆脸。还未开口,他就露出了一脸灿烂的笑容。
“大家好。我是哈罗德·高,”他带着重重的喉音说道,“欢迎大家入读耶鲁法学院。”
高特别点到了几个学生的名字并致以问候,学生们交换着目光,他竟然已认得他们,这令他们感到很惊讶。
“你们大家这个学期会学四门课程:宪法,侵权,合同,以及另外一门极其重要的课程。”他的食指停在半空中,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就是我这门——诉讼法!”
这句话把班上的人都逗乐了。托莉·克劳逊,一个身材高挑、脚穿伯肯鞋的一年级女生也跟着大家一起笑了。从来到法学院的**天开始,托莉就好像对什么都提不起劲来,不过,她却早就听说了这位哈罗德·高教授的课别具一格。
“民事诉讼就好比一场球赛!”高教授提高了音量。“在球赛当中,一切都要按照程序规则进行。大家明白吗?”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等待学生的回应。
“如果你不懂程序,一切都没有意义。合同?也许你基于合同而提出的主张无懈可击,但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去起诉的话,你的主张根本不可能实现。侵权?你被某人的拖拉机撞了,还被电视台记者拍摄了下来,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如何进行证据开示,你就永远也得不到可以作为证据的录像带!”
学生们再次笑了起来。高脱下外套,在讲台上来回地踱着,他的右脚有点儿跛。
“程序!程序!所有的一切,”他用一种自嘲的语气重复着,“都要归结于程序。”
高走到黑板前面,只听到一阵纸张翻动的沙沙声,托莉和其他学生都纷纷拿出笔准备记录。
高在黑板的右上角写下:1.两极与对抗。
“在我们**的法律制度下,诉讼的实质是什么”他挑眉问道,教室里一片寂静。
“在民法法系**,例如法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下,诉讼参加人相互合作查明案件事实,诉讼各方当事人一起揭开真相并确保司法正义的实现。但我们美国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在诉讼中会怎样做呢?”
他一边说,一边挥动着一只拳头。
“争斗?”有人猜测道。
“完全正确!我们争斗。我们对抗。在我们的诉讼制度下,当事人分立两极,相互对抗。例如,罗伊诉韦德,布朗诉教育委员会,马伯里诉麦迪逊。”
托莉飞快地做着笔记,已顾不得字迹潦草。
高伸出了两只紧握的拳头,“假设这是产生了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他们一开始处于这样的位置。”他比画着,在他的两拳之间留出一段距离来表示争议的形势。
“然而当他们去到法庭,不愿协商,态度都变得更为强硬,他们之间的形势就变成了这样——”他把两拳之间的距离拉长之后,再猛地撞到一起——“*后‘砰!’他们撞上了!在这样的对抗制下,通过彼此的对抗,我们希望得到的是什么?”
他停顿了一会,见没有人回答,又接着说道:
“我们期待事实浮现,不是吗?期待正义实现,不是吗?”尽管托莉现在还并不清楚人权律师实际上都在做些什么事情,但她还是抱着致力于推动人权事业发展的理想来到了耶鲁法学院。这个念头从她在尼泊尔做一个定期的志愿者项目期间就产生了,她在那里亲眼见证了这个**1990年的民主革命。在一次游行中,她随着由数千人组成的游行队伍穿过加德满都尘土飞扬的大街,这时士兵开始用枪弹向人群扫射。慌乱中,她冲到一个可以掩护自己的物体下,带着恐惧的心情目睹人们赤脚狂奔的情景,留在后面的是倒在地上痛苦蜷缩着的人们和满大街跑掉的鞋子。但是也就在那**,尼泊尔的局势渐渐起了变化。国王不久即撤销了禁止政党活动的法令,为此而欢庆的人群涌满了城市广场。置身于鲜艳的旗帜和齐声高唱圣歌的人群之中,托莉感受到一种无比的振奋和喜悦。是的,是人民改变了这个世界。
动荡的局势令当时在尼泊尔的很多美国人都归心似箭,托莉却刚好相反。尽管当地暴动持续不断,尽管她那远在新泽西州伯纳茨维勒市家中的父母担心得要命,但她还是比任何时候都更希望能留在那里,尽她所能来帮助那个**。这个志愿其实早在她12岁时就已在她心里播下了种子,那年,她看到了一张题为“救救孩子”的尼泊尔小女孩的特写宣传画,从此脑海里便不断显现出那张山区穷苦孩子的面容。那张挥之不去的脸,使她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她开始去帮人看护婴儿,把每月赚来的钱都寄去给儿童助养机构以助养一名当地儿童。到她22岁的时候,她已经在尼泊尔做了一年半的志愿者,从事扫盲工作,以及与当地拐卖幼女卖淫活动作斗争。但是,1990年的那场革命运动令她领悟到,自己想做的是更大的、更政治性的事业。当她听说尼泊尔的新宪法是由应邀前来加德满都的美国律师协助起草的之后,不禁为之一震:“对,人权律师,那正是我理想的职业!”
然而,当她带着蜡染的衬衫和尼泊尔床单来到纽黑文后不久,便开始觉得入读耶鲁法学院是一个再糟糕不过的计划了。这座权威的法学**不过是一座残旧而拥挤的哥特式建筑,里面人才济济,有出书作家,有全国辩论赛**,还有的人本科就修了好几个专业,有的人甚至已经获得了博士学位,每个人看上去都是一副雄心勃勃的样子。无论是在法学院正门处光线暗淡的长廊上,还是在狭小的庭院里,到处都能听到人们在为了某个政治话题而激烈地辩论着。人人都好像是法律专家,对纽约和华盛顿的大型律师事务所以及有影响力的法官全都了如指掌,可以娓娓道来。好像只有她对这些还一无所知。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赶上那些人。
九月开学之初,法学院院长圭多·卡拉布雷西在向新生致欢迎辞时曾语**长地说道:“你们可能都会想自己是不是做错了选择,是不是来错了地方,担心自己的实力。然而,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你们绝不是那样的。”但院长的这番话并没有说服托莉。环顾着班上的160个同学,她想:“我是真的来错了地方。”尽管她过去在圣三一学院里面成绩优异,几乎每一门功课都能拿A,但现在她却固执地认为自己一直以来都只是一只井底之蛙,永远都无法在耶鲁实现自己的梦想。
一改往常坦率直言的性格,托莉在班上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担心自己的言行露怯,被人笑话。堆积如山的课程资料也让她感到既失望又迷茫。在这儿,她学不到任何人权领域的知识,却不得不为了弄懂一个古老合同法判例中关于磨粉机曲轴的延期交货问题而挠破头皮。她曾经对宪法课充满了期待,到开课的时候却发现课堂上讲的内容和她所期待的相去甚远——谁会关心农民是不是应该服从小麦种植配额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甚至很不情愿去翻开那些案例教科书。
法学院课堂上惯用的那种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法也往往会把托莉搞得满头雾水。本来,托莉凭直觉认为民事诉讼会是四门必修课中*找不到感觉的并且也应该是*难的一门课程,因为这门课程中所涉及的都是些关于如何提起诉讼和进行诉讼的技术性的规则制度,充斥着晦涩难懂的概念。然而,高教授的民事诉讼课程却将她在其他课程中遭遇的种种困惑一扫而光。他讲课时妙语连珠,从迈克尔·杰克逊讲到马龙·白兰度,把一个个难以理解的案例讲得深入浅出,对每一个新概念的讲解也让人一听就能明白。
“选择法院!选择法院!”高重复着这个概念,“有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托莉疾笔把这个概念记在笔记本上。
“当事人试图寻求一个在法律上对他更有利的司法区域,或者期望审判案件的法官更有可能支持自己的请求,他怎样找到一个这样的管辖法院呢?我的女儿艾米莉今年才六岁,她想喝汽水,她会怎么做呢?‘妈妈,我可以来点雪碧吗?’”
……

译者序
**章 海地政变
第二章 提起新诉讼
第三章 选择法官
第四章 中止令之战
第五章 浮动的“柏林墙”
第六章 到关塔那摩去
第七章 期待总统
第八章 绝食示威
第九章 *高法院听审
第十章 地区法院庭审
第十一章 胜败得失
尾声 后来的故事
书中人物介绍
名词解释
记录和文献
致谢
作者的问与答

充满激情,永不言译,专业智慧;一群“弱小”的耶鲁师生告赢了两任美国总统!
“本书叙事扣人心弦,鞭辟入里……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了引人入胜的戏剧性、细致入微的叙事性和敏锐的洞察力。”
——杰弗里·罗森,《*民主的部门》与《不受欢迎的窥视》的作者
“司法体制的真实展现,扣人心弦的人权故事,一群具有献身精神、也于与现实抗争人士的激人奋进的传记。”
——《科克斯书评》
“想要知道法律是如何运作的吗?忘掉法律惊险小说里那些没有实际意义的大卫战戈里亚的故事吧。这本书将给你真实的答案。”
——布拉德·梅尔泽,《命运之书》与《**律师》的作者
“太精彩了。这是一个关于如何运用司法体制来实现正义的扣人心弦的故事。每一个法学院学生都应该读这本书。”
——欧文·乔姆伦斯基教授,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