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研究(第4辑)》:
秦始皇统**下后,“焚书坑儒”,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对儒家的厌恶,那是由于,儒家的泛道德论、泛善论、为政以德论、齐之以礼(用礼法规范天下)论、君子——士——精英主义、中庸理性主义、圣人乃百世之师论、民贵君轻论……客观上形成了对于君王权力的文化监督、道德监督。儒家的摇唇鼓舌、指手画脚、自命优越、用理想修理现实,令沉迷于大一统的权力与事业的赢政皇帝反感万分。
但后来的皇帝、朝廷、儒生、乡绅,一直到百姓民间,渐渐接受了儒家的优显地位。因为儒家自好学孝悌始,到治国平天下终,说法正当、顺耳、简明、容易接受,即使不完全做得到也比没有这样一个美好通俗的学说好,用别的学说更无法让百姓们听着舒心放心。法家学说是君王听着舒服**,百姓听着肝颤。道家学说是抽象思维的胜利,通向宗教,玄而又玄,众妙之门,伟大而涉嫌玄虚与故作逆反。墨家投合志士,名家投合思辨拔河,都没有儒家的广博平易诚恳。今天的学界对于董仲舒是否原汁原味地提出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不同看法,��家学说自汉武帝以来地位飙升,渐渐达到了罢黜百家与独尊儒术的局面则是事实。而儒家的代表人物自然是大成至圣先师孔丘,后世又加上了的是孔子死后百年的战国时期亚圣孟轲。
亚圣的地位有难处。一概拷贝孔子,失去存在必要;与至圣各说各的,平分秋色的可能性不大,被攻讦为标新立异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危险则大为增加。
首先从文风话风上看,孔子各方面论述恰到好处,春风化雨,亲切自然。一上来就是“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何等的安稳熨帖。而孟子一起头就选择了“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树起了利与义二分法两大阵营,而且他使二者不可得兼,一直发展到后来,达到“生”与“义”的不可得兼、达到舍生取义的壮烈。孟子的不妥协性、尖锐性和彻底性振聋发聩。
义利分明
孟子的义主要是指义理,即大道理、大原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能用原则做交易,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孟子的话是“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此话值得回味:一个权力系统,如果追求的是具体的形而下的利益,后果不堪设想,原因很简单,利与利有时相悖,不同的人、家、国、天下各有其私利,争利的结果会是天下大乱。
但今天的人们明白,除了私利,还有**、人民的利益,利益是有*大公约数的,大道理与大功利是分不开的。过分强调义与利势不两立,其后果是给人以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司马迁)的评价。
孟子突出了以圣贤为己任的亚圣贤准圣贤人格的坚强、浩大与光耀,叫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这是那个时代的修身——苦练内功。可以理解,亚圣往往会比至圣多一点锋芒,这才可能使自己在既非新出锅,而且仍然是百家争鸣、莫衷一是的局面下坚持响当当的气概。斯大林比列宁更严厉,切·格瓦拉比卡斯特罗更彻底。
《孟子》一书中,“王”字出现322次,“天”出现287次,“民”209次,“君子”83次,“士”87次。“王”字*多,因为他致力于为**师,谈王论王,也见过、教训批评过很多王侯,获得过或拒绝过他们的馈赠,“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与生活待遇不低。虽然有过与齐王如何见面之争,有“既然您称病不过来,我也干脆称病不去”等躲来藏去的捉迷藏游戏,未见过孟子遭遇过类似孔子厄于陈、蔡的窘态。从境遇来说,孟子比孔子牛气很多。
孟子有理论,引用曾子言日:“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也就是说,以自己的文化资源、道德资源,向权力资源与财富资源叫板逞雄,义行天下,不畏权与利。
从民本到精英
不仅仅是为自己应得的礼遇,而且是为了圣贤、大人、君子、士、大丈夫直到臣等说法不一的社会精英、社会贤达(此四字头衔一直用到民国)的地位。
孟子的观点,不能是权力至上、君王至上,而是在天与民至上的前提下表现出来的可操作的抓手——精英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