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幼明理孝双亲
在这样的环境下,余治不知不觉长到五六岁。
在他5岁多时,生父余来贡为了养活一家老小,离开了浮舟村,前往苏州营生。余治只有跟随二叔、二婶生活,这样的家庭环境,从小就培育了他怜悯的性格。他看到婶母胡氏日夜操劳、疲惫不堪,心里甚是心疼,也为自己年小力薄不能替母分忧而难过。
或许是上苍故意要磨炼余治,余治7岁的时候,一直心疼他的奶奶胡老夫人去世了,余治痛彻心扉。在奶奶的葬礼上,小余治表现出超出同龄孩子的能力。在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中,葬礼是*为隆重的,各种各样的程序,讲究的就是孝子贤孙的孝顺行为在葬礼上的集中表现,繁缛的葬礼程式犹如一道道幕剧供旁观者观看。作为孝子贤孙,内心的悲痛谁也体会不到,但恪守孝道的礼仪,却成了展现中国人孝道的具体表现。
奶奶的去世,对余治打击很大,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儿,本是懵懵懂懂,但余治似乎早熟,似乎比一般的孩子更能体会到丧失亲人的痛苦。在奶奶的葬礼上,他同大人一样,严格恪守儒家孝道的仪式,随父兄痛哭、守灵、送葬、祭奠,这些程式,使童年的余治过早地体会了母慈子孝、仁义礼节的价值观念,儒家的价值观念在他幼小的心灵开始萌发。余治在乡人的眼里是那么懂事,他成为许多家庭教育孩子的榜样。
嘉庆二十二年(1817),9岁的余治比一般的同龄孩子早熟了很多,也到了进入私塾接受童蒙教育的年龄段。
私塾是私学的一种,是中国古代社会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教育机构,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私立学校。它是旧时私人所办的学校,以儒家思想为教学内容。清代地方儒学有名无实,青少年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场所,除义学外,一般都在地方或私人所办的学塾里。因此清代学塾发达,遍布城乡。在私塾里,私塾先生根据儿童特点,教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童读物,除读书背诵外,还有习字课,从教师扶手润字开始,再描红,再写映本,进而临帖。学童粗解字义后,则教以作对,为作诗做准备。
余家尽管不富裕,但是对于子女的教育一点儿也不敢放松。余治到了接受童蒙教育的年龄,二叔余来朝非常上心,就把他送到当地的一家私塾学习。余治在私塾学习很刻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些蒙童书籍,他都能倒背如流。他自知家境不好,二叔一家能让自己读书,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他不能辜负家人的期望。
别看余治年龄不大,但在读书明理方面显得与众不同,他读书善于思考,善于把书中的道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来。在学馆读书时有一件事在当地引起轰动,也让人们对余治刮目相看。
有一次授课老师外出,就让学馆管理人员代替上课。在课堂上学馆管理者没有教给孩子儒家典籍,而是把民间流行的饮酒诗抄录在黑板上,一边讲解喝酒的雅趣,一边让学生背诵。很多孩子好奇,但余治对此很反感,他认为让学生学习饮酒诗很不合适,“酒为误人物”,不宜学习。放学回家后,他闷闷不乐,二叔问他为什么不高兴,余治把这件事告诉了二叔。二叔很是惊讶,小小年纪能有如此感悟,真不简单。此后每逢闲暇,二叔就给余治讲解《二十四孝》。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伦理思想之一。元代郭居敬编《二十四孝》,序而诗之,用训童蒙,成为宣传孝道的通俗读物。《二十四孝》由历代二十四个孝子从不同角度、不同环境、不同遭遇行孝的故事集合而成。由于后来的印本大都配以图画,故又称《二十四孝图》。
余治对《二十四孝》里的故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也被故事情节深深感动。这些故事对以后他的思想品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余治从小就知道感恩父母,与他熟读历代孝子故事有极大关系。可以说余治从小就受到儒家思想和伦理的熏陶,这与他以后孝顺父母、兼爱天下的言行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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