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经济下企业发展40年：困惑、选择和希望》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研究丛书”之一。本书聚焦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企业改革，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企业制度的变迁或企业革命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其直接和间接的原因何在？企业变革的历程是怎样的，这种变革又带来了什么结果？作者全方位地对这场企业变革的原因、背景、行为、过程以及结果进行详尽描述，忠实地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值得特别记载的这一页。作者在充分详实可靠的实证数据基础上，借助科学的统计描述和计量分析工具，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基础上，提供了对这段转轨历史全面且有深度的理解，也为后代留下中国曾经经历的重大转折时代的历史轨迹。作者按历史发展的线索，探讨了国有、民营、股份和外资这四种企业的发展和演变，着重从经济的发展逻辑，关注这些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与政府或市场的相互关系。

地方政府历来是比较务实的，没有那么多的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如果再有一点智慧，那么就不难发现，启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在哪里。没有一大批有活力的企业，没有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则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依靠传统的国企已经没有出路，那么出路何在？一些地区的改制试点十分明显的提供了示范效应，同时，企业内部也产生了自发改制的冲动，这就是在原有的企业承包制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把过去的三五年承包期变成更长时期，或**期，则可从根本上改变承包制的*致命的短期行为。这是不少国有企业在承包制的路径依赖下进行的自然选择。 于是，这就涉及所有制的改变了，从承包制到股份制，虽然看起来只是重新签订一个合同的一步之遥，但是涉及两个体制之间的转换，操作起来远非那么简单。首先，需要拿钱来购买企业的股权，经营者才能转变为所有者；其次，国企冗员和不良资产太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在当时归结为一句话，“钱从哪里来，人往何处去”？即改制的收购股权和解决不良债务的钱怎么解决，而冗员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成为困扰改制的一大难题。 实际上，改制的所有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个难题而出现的。比较明智、同时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地方政府，能够帮企业较好的解决这些难题，即政府承担一部分责任，利用土地置换等方式来解决不良债务和冗员的经济补偿，*终解决产权转换和冗员问题。然而，不少地方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应承担的改制责任，把全部问题推给企业自己解决，同时也缺乏明确规范的改制细则和相应的监督管理，结果造成改制中各种问题频频出现。 对于改制中职工利益的保护，应当说，至少一直是**政府努力确保的目标。从这段时期的改制大事记来看，**政府三令五申，反复发文强调职工利益保护问题。对于一般改制模式等问题，**政府很少干预地方的选择，唯有职工问题，一直是强调的重中之重。 企业家的利益目标与职工的利益，通常具有较大的一致性，企业好了，职工赖以生存的饭碗才有保障。在市场经济下，多数传统的国有制企业名存实亡，工人不可能再指望**的铁饭碗了，这时，及时地转向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真正推动改制，实现企业良性发展的长远目标，对于职工来说，都应当是一个利好的信号。然而，对于那些借改制来实行掠夺的腐败分子，掠夺的结果是企业垮掉，则职工必然会首当其冲的成为受害者。因此，职工是否拥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判别改制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志之一。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就是区分企业家还是投机家，或者是掠夺者，这是可以选择和识别的。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如果我们良莠不分，善恶不辨，那么就失去了向前发展的正确方向，走进了死胡同。 总之，从改制实践中我们能够发现，凡是考虑到所有可能或潜在的企业权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的，改制大都能够实现比较稳定的转变和过渡。反之，撇下利益相关者，不考虑到这些潜在的权益所有者的利益诉求，企业转型多半很不稳定，矛盾重重，难以实现企业的良性顺利过渡。这是稳定与效率的权衡，这也是渐进改革的一个特点。太急于求成，想一步到位，反而欲速则不达，要走回头路。 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那样，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它的历史使命似乎完成，并进化演变成另一种更**的组织形态，从乡镇村政府的集体企业——一种准公有企业，经历了股份合作制的短暂过渡，迅速地演化为完全的民营企业。许多中小国企业也自发的摸索出来一条市场经济下的生存之道，国有企业似乎也在经历着这样一场革命，不过这远比乡镇企业更艰难，更痛苦。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逻辑，迫使所有的企业重新作出选择。 中国的改制转型与正统的意识形态、传统的中国文化（不患寡而患不均、平均主义、轻商重仕等），某些经济理论，都不太相同，因此，在意识形态上似乎很难被各种主流或各种现行思潮所认同。然而这种混合形态的改制，虽然不符合任何规范，也没有什么经典的理论基础，而是一种按着某种自发的摸索和既定形成的路径依赖在开展。这样的改制，按照其自身的逻辑，一步步地展开，适应着每个发展阶段的要求，变换着自身的组织形式，不断地选择*符合现实要求的所有制结构，不断地摈弃原有的束缚生产力的旧外壳，注入某种新的更有生命力的激励元素。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2002年之后出现了高速的增长。同时，国企的利润率也迅速的提高。从2003年开始突破了1000万亿元之后，每年都持续增长，到2006年突破了2000万亿元。为什么这段时期国企会出现改革以来历史上的*好业绩？ 1998年以后的国内住房市场的需求高涨带动的经济景气，是国企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从2002年到2006年短短四年，国企利润飙升的另一重要来源在于，其所在的垄断行业贡献了几乎全部的工业国企利润。2006年的7个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即石油开采、煤炭、电力、烟草、有色金属加工、钢铁和交通运输设备，它们的利润总和就相当于全部工业国企利润的90%以上。此外，石油开采和电力这两大行业的国企利润就占全部工业国企利润的60%以上。 国企的改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经过几年的大规模改制，大量低效益的国企的退出或转型，都使得余下的精兵强将成为国企的主力部队，经过轻装上阵的国企，自然战斗力大大加强。此外，大型国企的股份化改造，成为上市公司，或者进入国际化舞台，都使得国企不再是往日的传统国企，而正在越来越多的成为新兴的现代股份公司。

第1章 企业40年的总体发展：市场化进程和所有制变化特征 1.1 市场化：自由进入和企业数目迅速增长 1.2 市场化进程中所有制结构的演变 1.3 企业改革40年来产值、效益和效率的变化及原因 1.4 40年来分行业的所有制结构变化特征 1.5 40年发展过程中企业隶属等级的变化 第2章 国有企业 2.1 发展的三个阶段和产业结构的变化 2.2 改革的初始发展阶段（1978-1993年）：市场化和企业合同的激励 2.3 双轨制的出现、市场对计划的挤出效应和实现并轨（1985-1994年） 2.4 改革的第二阶段的初期（1994—1998年）：国企面临市场化竞争 2.5 改革的第二阶段的深化（1998-2008年）：国企效益的迅速增长和国企改革 2.6 近10年来的发展阶段（2008-2018年）：投资驱动和反腐败 第3章 民营企业 3.1 关于民营企业的政策和制度变迁：从非法到合法 3.2 民企40年的基本发展概况 3.3 20世纪80年代：民企初期发展的过程和特征 3.4 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导致的各种资源的重新配置 3.5 1999-2008年：民企的高速发展和扩张 3.6 民营企业与融资：来源、方式与民间融资市场的形成 3.7 民企与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腾讯和阿里巴巴 3.8 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与海外扩张：华为和吉利 3.9 民营企业面临的外部制度环境 3.10 政府作用、产权保护和民企定位 第4章 股份公司 4.1 股份公司的总体地位、发展趋势和股权结构演变 4.2 1994年以前：以集体所有制或发行债券方式进行的股份制试点 4.3 1994-1999年：股份制企业的正式登场和大量涌现 4.4 1999-2008年：股份化改制、上市公司改革和民营股份公司的困境 4.5 市场不完全下混合股权公司的优势和外部市场对公司治理的决定作用 4.6 关于股份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 4.7 国有垄断的股份公司的定位问题 4.8 新兴市场经济下的民营混合股权模式 4.9 国有企业的混合股权案例 4.10 如何走向现代股份公司制度 第5章 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 5.1 外资在中国经历的发展阶段 5.2 20世纪80年代的起步阶段和发展特征：广东经济起飞的源泉 5.3 20世纪90年代外资企业的发展：从广东向全国扩散 5.4 21世纪以来外资发展特点和产业结构的演变 5.5 外资企业的不同来源结构及其变化趋势 5.6 外商投资的地区分布特征及其原因 5.7 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合资 5.8 外资与民营企业：案例分析 5.9 关于外资的经验研究综述 5.10 近10年外资企业的撤离和外资*新政策的出台 5.11 总结 第6章 主要结论和政策含义 6.1 国有企业的40年：市场洗礼下的企业革命 6.2 民营企业的40年：艰难的发展之路和新经济时代希望 6.3 股份企业的40年：各类所有制企业的趋同化选择 6.4 外资企业的40年：正效应递减，潜力有待挖掘 6.5 从40年的历史经验看实现成功转轨的关键 参考文献 后记

适读人群 ：大众
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是国有企业经历转轨过程的40年，即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经历；是民营企业大发展的40年，尤其是伴随着新经济而来的民企的全面升级扩张的经历。这两种企业的发展经历构成了40年的中国经济主旋律，经济崛起的内在力量主要就是来源于此。企业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值得记录的一页。本书通过全面的数据，实证地反映近40年中国企业的发展历史，探讨企业制度的变迁及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