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3月,我出生在浙江乐清雁荡山麓石门潭畔的大荆镇东门村一个鞋匠家庭。父母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但也望子成龙,很想让自己儿子长大后能进城念书当官。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听故事,也听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但无论**过程,还是成长道路,都并非一帆风顺,而这恰恰磨炼、激励了自己。“梅花香自苦寒来”,这句话确有很深的哲理。
1.中考状元名落孙山
我六岁时,只读了三天书就罢学了。因玩捉迷藏撞倒了小伙伴,他的门牙被磕掉满嘴流血,我则挨了板子并被罚站墙角。一跨出校门,我就号啕大哭起来,阿妈看见我的小手都打红了,心疼得掉下眼泪。我闹着说,以后再也不去读书了,我爸不同意,可阿妈总是护着我,说明年再上学也不迟。这样,我就赖在家里又多玩了一年。要不是晚上这一年学,后来的人生命运恐怕就完全不一样了。
1952年,我重新开始入学。可能是有过血的教训,我变得特别听老师的话,从不与同学打闹,上课专心听讲,放学后认��完成作业。每天夜里,我无论学到多晚,阿妈都在油灯旁陪伴着,一边打瞌睡,一边挑油灯芯或往里加菜籽油。我爸平时不过问学习情况,只是每到期末要我念一遍成绩单,然后夸奖几句并赏给几分零用钱。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学校的条件很差,桌椅板凳都是临时拼凑的。我先在大荆小学娘娘庙里读书,后来搬到关帝庙,几年间一共换了五个地方。记得冬天尤其不好过,外面一刮西北风,我们在教室里就冻得直打哆嗦,手、脚和耳朵上都长了冻疮。教书的倒是乡下颇有名望的先生,对学生的要求相当严厉。
1958年考初中,我得了全区**名,但因家庭出身不是贫农、下中农,未能进入公立学校,而被分配到民办中学,这使我幼小的心灵受到沉重打击。该校是“大跃进”中冒出来的,师资、设施不正规,加之半工半读,被称为“烂民中”。开始时,劳动时间较多,大炼钢铁热火朝天,白天到山里挑矿石,晚上在溪里洗铁砂;农忙时下地插秧、割稻,还参加全民打麻雀会战。原先在家什么活都不干,现在什么都得自己动手,倒是很好的锻炼。
因为被当作“另类”处理,同学们都憋着一股劲,学习非常刻苦。随着学校逐步规范,上课时间也增加了,每天都要上晚自习。教室里没有电灯,我们每人都准备了一盏小煤油灯,经常学习到深夜。读完初二后,根据上级通知,民办中学停办。我们年级共有四个班,除了一个班合并到大荆中学,其他三个班都解散回家,老师们也都不知道自己的归宿去向。大家的心情都很忧郁,见面也不说话,学校的整个节奏都停滞了。*后离别的那天,全校师生集中在操场上,校长表情凝重,含着眼泪宣读有关整顿民办中学的通知,并宣布合到大荆中学的55人名单。同学们都屏住呼吸,等待自己的命运安排。
这一次很侥幸,我有机会继续上学,但看到许多学习很好的同学不得不辍学,心里十分难过。
2.备取生蒙上北大
在大荆中学只读了一年书,但对我来说却至关重要。因为这里师资条件好,治学规范严谨,我是一年当作两年用,不仅补全了初中该学的知识,而且为下一步**打下了扎实的基础。2016年是大荆中学60周年校庆,蒋坚禄校长邀请我回故乡参加庆典活动,并为母校题词。我的字不好,但出于感恩之情,欣然提笔写了几句,表达对母校的怀念及期待,希望年轻校友青出于蓝,更有追求,更有梦想,为母校增光,为家乡增光,为祖国增光。
1961年考高中还算幸运,以“备取生”名义进入雁荡中学。该校位于峰峦叠嶂、风景秀丽的世界地质公园雁荡山之中,可谓钟灵毓秀之地,宜于攻书习文。
由于对“备取”二字理解有误,还闹了笑话,开学时我没敢去学校,而一直在家里着急地等候通知递补。过了一个星期,学校捎口信来问,为什么不去报到?后来知道,五名备取生中,一部分学习成绩好,但家庭成分差一点;另一部分是烈士子女,需要照顾。为了抹去矮人一等的阴影,我决心在学习上超过正取生。每天晚自习结束熄灯后,我就拿出初中时用过的小油灯,再多学一个小时;平时午休从不睡觉,除了有时偷偷溜到鸣玉溪里游泳外,就躺在二层床上记单词、背公式;下午上完课,就到附近小溪旁的树丛中复习,为了不受干扰,有时还爬到柳树上去。我脑子并不聪明,无非是笨鸟先飞,比别人多花时间去死记硬背而已。
至今留下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我曾因违反校规而受罚。那是刚入学不久,我穿着一双木板拖鞋,“呱嗒呱嗒”地去教室上晚自习,结果被素以严格管理闻名的教导主任甘祥球发现,他从后面追上,让我立即脱下拖鞋,并训了我一顿。我认错后光着脚丫跑回寝室,重新换上布鞋。从此,我才慢慢养成遵守学校规章制度的好习惯。
**学年结束时,我被评为“**生”,第二、三学年被连续评为“三好生”。高三时,有一次班干部马再满问我:“你怎么不入团啊?”我当时只是一门心思读书,从未想过政治上要求进步。经他启发,还听同学说这对考大学也有好处,我马上递交了入团申请书。经组织审查,认为可以发展,但需就家庭出身问题写一个补充说明材料。
其实,我爸出身贫苦,原籍安徽,因淮河水灾,10岁时就流浪到南京要饭,后辗转到杭州贫民工厂学做鞋。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从杭州逃难到乐清大荆乡下继续做鞋。由于在我外婆家白溪置了几亩地产出租给别人,土改划分成分时,我家被定为小土地出租者。据大哥说,我爸不服,认为自己的职业属于小手工业劳动者,还找工作组反映过情况。这是小资产**家庭出身,我在写材料时引用列宁关于小资产**自发势力“政治摇摆性”的论述,对**烙印作了自我剖析;同时强调,父亲是小手工业者,还属劳动人民。因我学习好,且人缘不错,很快就被批准入团。
1964年高考时,满以为自己学习拔尖,不知天高地厚,贸然填报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和杭州大学5个志愿。记得当时填写高考志愿表时,**志愿有3个专业,中文系是我的**选择,因为文学是我的*爱,梦想成为一名作家;由于中学里学习俄语,加上喜欢俄罗斯文学,第二专业便选了俄罗斯语言文学系;至于第三专业,则稀里糊涂地挑了个国际政治系,尽管那时对国际政治没什么概念,反正对世界大事还是蛮有兴趣。怎么也没想到,这倒成了我后来的终身职业。
高考以后,自我感觉良好,就每天跑到镇上的邮电所打听有无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果然有**,听到邮递员“鞋匠的儿子考上大学了”的叫喊声,简直是喜从天降一般。一看是北京大学的信函,竟一下子发懵了。**感到有点缺憾的是,在专业上未尽人意,没能进我渴望的中文系,而上了俄语系。
进校之后才知道,我的成绩其实还没达到北大的录取分数线。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当年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求北大、清华等**高校多招收一些工农子弟,可适当降低点门槛儿。当时的心情十分复杂,既感激不已,又像当头浇了一盆凉水,沮丧至极。班主任陈君华老师的一席话,使我如梦初醒,她说:“农村孩子学习条件差,目前成绩可能比不上城市的学生,但天资不见得差,只要刻苦努力,完全可以赶上。”每当回忆起这一情景,总是心潮澎湃,激励自己好好读书,不负厚望。这正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新起点。
“文革”后,陈老师有机会到莫斯科进行学术交流,我正好在**工作,有一次请她到家里做客。分别时,我从后院的“自留地”拔了几棵大白菜送给她。老师高兴极了,说来这儿后,觉得*稀缺的就是新鲜蔬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