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法国历史学家詹姆斯·柯林斯(James Collins)所说:“15~18世纪,西欧地区的政体(Political Units)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的政体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结构特点,包括人口增长趋势、金银涌入,以及日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同时面临着共同的挑战,首要的便是军事支出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东西方政体的反应也有一些共同点,它们都出现了“更大的领土整合,……加强对国内文化的管控,以及征收更高的税”。 对于现代早期的情况,似乎至少有两种不同形式的**应对。西欧普遍的反应是“财政-军事**”的崛起,迈克尔·卡瓦斯 (Michael Kwass) 将之描述为“一种可怕的野兽,通过****规模的征税或借款来供养陆军,或在世界各地部署海军”。研究清朝的历史学者有时也会将清朝视为类似的财��-军事**,但在笔者看来,这无法让人完全信服。在西欧之外,欧亚大陆似乎表现出另一种形式的早期现代化:陆地型多民族帝国,如俄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和清朝。正如罗友枝(Evelyn Rawski)和其他人所设想的那样,与明朝或明朝以前的中原王朝相比,清朝和同时代的欧亚帝国有着更多的共同特征:管理大规模领土和多民族人口的能力,利用由八旗、军机处和奏折制度组成新的行政管理方式,以及内务府为代表的财政体制。这两种政体都要求增强**的财政汲取能力,特别是在清朝和法国,这些税收并不是针对人口或不动产,而是针对消费品。 罗友枝展示了“18世纪消费革命”是如何受到法国政府极大地干预的。受影响*大的大宗商品是来自美洲新大陆的烟草,法国政府在1674年宣布对烟草实行垄断,并将烟草生意外包给了一家私营公司,即所谓的普通农场(General Farm)。南亚的印花布也面临同样的情况,法国政府基于贸易保护主义的考量,1686年曾宣布禁止南亚印花布的进口,后来改为提高进口关税,并也由类似的“农场”经营。这些政府举措促使“走私市场迅猛增长”,罗友枝将这种影子经济称为“全球化的阴暗面”。 清朝的烟草和棉布都没有受到类似的**垄断或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其他西方商人将南亚的棉花运入中国是完全合法的,而且关税适中,大多数人认为这对国内的手工棉织业不会造成严重的影响。新大陆的烟草是16世纪后期哥伦布大交换时引入中国的,中国烟草的本地生产替代进口的过程比欧洲更为成功,到清中期,中国消费的烟草主要来源于本地生产。众多的经世士大夫批评种植烟草浪费土地和**,并呼吁禁止种植烟草,但效果有限。 与法国进口新大陆的烟草和南亚的棉布相比,与之相似的是清朝从南亚进口鸦片。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包世臣因财政和其他原因是怎样反对毒品的进口,有时甚至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手段来限制流入。但由于对**的多种危害,鸦片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特殊的,笔者在本章暂不涉及。 近代早期法国与清朝之间*相似的商品实际上是盐,食盐在两个**都是本地生产,而且都属于生活必需品而非**品,其生产和分配都由**垄断。早在14世纪法国就开始对盐征税,但法国的**种盐税(Gabelle)直到1547年才创立,罗友枝称之为“法国历史上*受憎恶的税种”,并成为17世纪之后民众叛乱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1790年3月法国大革命时期,废除盐税被革命政权视为**要务。实际上,在18世纪上半叶,启蒙知识分子一直对该项税收进行猛烈的抨击。他们提出了很多理由,其中*具说服力和深远意义的论点是,为了“自由贸易”或“经济自由主义”。 从清朝士大夫对盐政日益激烈地攻击中,我们很容易发现相似的自由主义倾向,而且有些士大夫就是这样做的。然而,正如本章所揭示的,笔者认为这个问题会更加复杂。*重要的是,在19世纪早期,即使是对清朝盐政提出猛烈抨击的士大夫也深知**面临内忧外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直接成为反对清朝的自由主义者(Antistatist Liberals)。 第五章 东方的经济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