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灰色笔记》是从作者1918年至1919年的日记中精选而成的。它与其说是一本私人日记、一部反映家族历史的回忆录，不如说是一部反映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西班牙社会发展的历史画卷。作者用近似散点透视的方法，从家族历史出发，细致描绘了从加泰罗尼亚的蒙特拉斯镇到巴塞罗那人民的生活日常，又将这些置于西班牙整个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等发展变迁的大背景中，为当代读者开辟了进入加泰罗尼亚乃至西班牙历史的新路径。

我一八九七年三月八日生在帕拉弗鲁杰（小安布尔丹）。我一身血肉都属于安布尔丹。这里东是瓦古尔的宋立克山，西是费多尔群山，南有蚂蚁群岛，北有格力山，如此合成我眼中的大观。这片土地总给我一种沧桑感，曾有各式各样漫无目的、形色不一的人物置足其间。 我父亲名叫安东尼·普拉·维拉尔。普拉一词出自“普拉田庄”。庄园所在的优服琉是帕拉弗鲁杰边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地方。这座寂静的小镇有自己的讲道堂，土地干燥贫瘠，镇上的人驯顺保守，碌碌寡志。至于维拉尔，是蒙特拉斯镇上的一个家姓。镇中有帕拉弗鲁杰到帕拉莫斯的公路穿过。当地有很多喧嚣的共和派，曾引发过暴力纷争，有的缘于政治，有的为了私怨。我父亲祖上世代务农。自特伦托会议以后，镇讲道堂便开始有档案记载。当过堂长的比尔瓦神甫——其人颇有才识，爱读故纸胜过栽培番茄——曾经告诉我，自从有了文献，我的家族便屡屡在普拉田庄登名。我的祖辈都是贫农，主要以种���萄为生。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蒙特拉斯的维拉尔一家迁至巴塞罗那。叔祖辈的一位维拉尔医生在巴塞罗那奈塔定居行医。他叫玛丽埃塔·维拉尔，即我的祖母玛丽亚·维拉尔·果隆的兄弟。维拉尔医生在政治上是个激进派，宣扬一种唯物无神的科学主义。他一头罗马式的发型，头发底下是一张极其苍白的脸，同脖子上鼓鼓囊囊的黑绸宽领带相得益彰。他为人狂热而急躁，心性则极良善，颇能令人回想起一八四八年的风采。 玛丽埃塔·维拉尔为了同祖父约瑟·普拉·法布雷加斯完婚，从巴塞罗那来到我们镇。当时正值第二次卡洛斯战争，陆路不**，故此她取道海上，在帕拉莫斯下船，然后搭上一辆常见的圆篷车。当时是秋天，马车迎着夕阳出发，还未走到彼恰桥，马匹受惊，直往后退。原来是公路中间有具死尸。挨着路边有片阴暗的树林，从中可见焚烧湿柴的火光和浓厚的白烟。当时萨瓦伊斯将军的骑兵队正在松树下扎营。我的祖母惊惶失色，一路战战兢兢，总算回到了家里。家人为她解开胸褡，让她躺在沙发上，又宰了一只鸡。等到几碗鸡汤落肚，她才缓过神来。那次惊吓让玛丽埃塔祖母记了一辈子。前不久，有个农民向她抱怨世道不太平，我听她说道：“可不！不管谁掌权，都不能让无辜的百姓为了缓气儿就隔三差五地宰鸡……” 我母亲名叫玛丽娅·卡萨达瓦伊·雅科。她的父亲柏拉·卡萨达瓦伊是个铁匠，在帕拉弗鲁杰镇上有座露天铸炉。他前室的儿子叫埃斯岱瓦·卡萨达瓦伊·帕莱拉斯，曾移居古巴，靠烟草生意挣了一笔可观的财富（就当时来说）。那笔财产的三分之一后来由他的异母姐妹（我的母亲）继承。外祖父柏拉年轻时是个思想自由的编草匠。自从儿子由古巴归来，外祖父明显开始收敛。随着年华凋零，他将铸炉封火，订了一份《布鲁西》，度过了一个平静安详的晚年。 雅克一族出自伽瓦拉的菲多尔山区。我的曾外祖曾在卡沃尔卡垦田——天空和树林间一座偏远孤零的田庄。雅克一族人丁兴旺，传家久远。我外祖母这辈共有子女七人：一男六女。儿子是个逃兵，去了法国的兰斯，在那儿结婚并生下一子，取名伽斯通。这个儿子后来为法国战死于凡尔登。这段事迹听来神秘，可能其实未必如此。至于闺女，两个嫁到卡隆嘉，两个嫁到帕拉莫斯，还有两个嫁在帕拉弗鲁杰。其中几家后来也迁到了法国。如今，我母亲的两个表兄弟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行动派、警察眼里的危险分子……以出入监狱、东躲西藏度日。他们甫在镇上露面，转眼又从阿尔韦拉的另一端现身。在我们当地的各个家族中，富有或者可称宽裕的一派通常是天主教徒，循规蹈矩；穷人则是无政府主义者，行止无端。这没什么稀奇。一方越是富有，另一方往往就越心有不甘。 在祖辈当中，我只认得玛丽埃塔祖母。祖父约瑟·普拉凭窗观望暴雨的时候遭了雷击，去世时尚年轻。外祖父柏拉·卡萨达瓦伊在我出生前已经过世。外祖母格拉西亚·雅克·塞拉，从家中存留的一张银版相片来看，其人温淑娴静，面容清朗，额间有一纹**的皱痕，五官线条分明，流露出一丝妩媚。 根据我的印象，多年以来，家里人对从古巴载富而归的埃斯岱瓦·卡萨达瓦伊先生一向钦敬。他回乡以后娶了**貌美的贝娅特柳·基尔瓦小姐。两人没有儿女。这位贝娅特柳女士，早先曾同一个姊妹——至今单身的可尔内娅女士——在香槟省的埃佩尔奈生活。她们的父亲在当地做酒瓶塞生意。时至普法战事初起、德军入侵，他们住得离事发地点非常接近，有**还见到俾斯麦王子骑着白马从镇上经过。 卡萨达瓦伊先生因受贝娅特柳女士熏染，与教会渐趋渐近。有一年，**的耶稣会士伽维尔纳神甫来帕拉弗鲁杰做了一次感人肺腑的布道，结果引发了多人皈依天主的盛况。卡萨达瓦伊先生受到触动，成了一个暴戾果敢、全心全意的天主教徒。他不待讲道结束，便去公证处口授了一份遗嘱，要留给吉罗那分教会一万金币（占其动产的三分之二）。他皈依的举止俨然如刚入教的新人，便有人含沙射影，说他曾在古巴做过自由派，也可能当过共济会会员。这段公案我永远也弄不清楚。不过宗教的确赋予卡萨达瓦伊先生一种大方的性格。当时庇护九世在位，卡萨达瓦伊先生被本地的共和派唤作“教皇的信使”。他变得极其凝重严肃，谨言慎行。他时常穿戴长礼服、圆礼帽、亮漆皮鞋，执一根油黑的手杖，杖顶镶着一颗台球大小的象牙珠。他身材高瘦，略有些驼背，能写一手可赞叹的好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