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人思沪
1957年在反右斗争会上,忘记是哪位在批判时送了我个外号:海京伯。四十年后,我已经忘记批判的具体内容了,只知道那原是个马戏团的名字。30年代我由天津去上海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时,我确实活动在北平与上海文艺界之间,当时还同在武汉编副刊的凌叔华也建立了密切联系。事实上,1933年当郑振铎、巴金和靳以去北平之后,我同他们就立刻找到了共同语言,而我同以周作人为盟主的老京派没啥共同语言,也很少接触(杨振声和沈从文两位是1933年秋天才由青岛来北平的)。可是1933年郑振铎、巴金和靳以来北平,我们就一见如故。我的头三本书是上海商务出的,以后基本上都是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的。我一向把巴金主持的“文生”看作我的摇篮。
近时文学史家写到我在1936年搞的“大公报文艺奖金”是“京派奖金”,这很冤枉。当时小说一项,评委们一致同意颁给《八月的乡村》的作者萧军,是由于他通过巴金告诉我不愿接受,经评委研究,才改为颁给芦焚的。
北平生我养我,但是上海哺育了我。在这里,我走出了个人小天地,开阔了视野,看到更广大的世界。上海给过我奶水,这一点我是没世难忘的。
在上海落户之前,我曾两度是它的过路客。**遭是1928年,我由古老的北平去广东汕头那“梦之谷”时。第二回是1932年去福州教书那回。那时我穿了件蓝长衫,是个地道的阿木林。
可是上海人不欺生。
1936年《大公报》要出上海版了,老板挑了一批精干去那里闯天下,我有幸也被派去了。事先,老辈们告诫我此去上海可别沉海。当时报馆编辑部设在民国路,经理部则在南京路。人员——尤其骨干,大都是北方佬。事先也有人担心会不会受欺负。可后来证明我们的挂虑完全是多余的。
当时有些朋友住虹口,如萧军。我则同巴金和靳以始终没离开过霞飞路一带。在上海,我大部分过的是单身汉生活。那时的上海,也的确是单身汉的乐园。住的,大多是亭子间,房租不贵,当然面积也不大,也很少见阳光,不过都有卫生设备。房东则有本地人,也有白俄。到处是小馆。后来杨朔和孙陵在环龙路办了个北雁出版社,我搬去住了他们的二楼,才有了阳光。但我过的基本上还是单身汉生活。那时我*大的保证是那昼夜供应开水的老虎灶。吃小馆在上海也*便当。
但是很快上海对我就与北平一样亲切了。我*爱去城隍庙过那曲里拐弯的桥、去吃小笼包子。一想北平,就去二马路一个叫“耳朵眼儿”的弄堂去吃烧饼油条。当时北平还没有什么大公司,所以逛逛先施、永安也是种享受。我还十分怀念大东茶室。那时,我常同巴金,靳以,有时还有黎烈文和孟十还,去那一泡就是大半天。沏上一壶红茶,你尽可待下去。
1946年我从国外回来,又是在上海落脚。那时上海可真乱。金圆券,青洪帮,满街的美军剩余物资,可我住在江湾。后来去了香港。
在上海,我结下许多朋友,也有过美好的日子。可我的心也在这儿淌过血。
那时,浦东就像��远的外国,1995年,我竟驱车从水下走过,去了浦东。每逢看到上海新建的大桥和横亘全市的**公路,我就无限兴奋。新近听说世界*高的楼将在上海建成,我不禁欢呼:
上海啊,你这矗立在太平洋此岸的一颗明珠!
(原载《上海滩》1996年第3期,题名《上海哺育了我》,收入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1月版《点滴人生》时做了补充,易题《北人思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