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恐怖组织埃塔宣布**停火的次日，毕妥利不顾子女反对，坚持搬回到丈夫遭埃塔分子杀害的巴斯克故乡小镇，她需要在死之前给自己一个交代：追查凶手、获得道歉。毕妥利的回归撕开了故乡小镇的平静面纱，搅翻了蛰伏多年的沉痛往事。两个家庭中的两代人，深陷痛苦深渊无法自拔，命运各不相同却都曲折坎坷，折射出的是痛彻心扉的民族记忆。锥心之痛如不灭的炭火，绝无遗忘的可能；有些道歉也许很难，但绝不能缺席。

拉蒙乔在家，从广播里听到了消息。格尔卡在电台，忙着录音采访，先采访编辑，后采访毕尔巴鄂书商，对发生的事毫不知情。
普通工作日，下午过半。两个同事在隔壁办公室聊天，其中一个刚从街上来，说: 雨还在下，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拉蒙乔什么时候到?格尔卡听了，完全没在意。
离下班还有好几个小时，现在下雨，有什么要紧?至于第二句，他已经习惯了埃塔发动恐怖袭击，再来一起，很难让人惊讶。这么多年过去，心里已经长出了老茧，适应了。难道就我这样?不是他对恐怖袭击无所谓，而是恐怖袭击早已成为家常便饭，无数次气愤、悲伤过后，人会麻木。因此，除非死亡人数过多，比如巴塞罗那Hipercor超市那次，或者有孩子遇难，那天他会难过，其余袭击，只是知情而已，不发表意见。
相反，每次听到埃塔小分队落网的消息，他总是心跳加速，赶紧去证实被捕的人里有没有哥哥，强烈希望警察尽快让哥哥远离武装斗争。这话他跟拉蒙乔（没跟别人）说过好几次:
“他落网，我会开心，为了他，也为了我家人。爸妈的生活被他毁了。”
七点不到，拉蒙乔来到电台，风衣垫肩处有雨水打过的痕迹。
“听说下午发生恐怖袭击了吗?”
“没听说。”
“在你家镇上，枪杀了一名企业家。”
“叫什么名字?”
“没记住。你要是想知道，咱们现在就查。”
“不用，等会儿再说。”
这话相当于: 等身边没人关注我反应的时候，我会自己去查。他在脑子里过人名和面孔，怎么也想不出遇害者是谁。但他估计: 一旦知道名字，会——沮丧吗?——很吃惊。
他想到镇上好几个工厂主、作坊主、商人和生意人，他们无一例外，都宣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说巴斯克语。也许，埃塔给他们施加了一点压力，这种事，埃塔已经做过许多回，特别是只要钱，不要命，否则会跟巴斯克民族主义政党起正面冲突。总之，他没想出是谁，非常好奇，找个机会，没跟同事打招呼，就下楼去了街角酒吧。
是“老伙计”。吧台上放着刚给他端来的一杯不含咖啡因的咖啡，他一口没喝。是“老伙计”。他的黑白照片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太恐怖了!太过分了!是“老伙计”。回到电台，在电梯里，他伤心地哽住，想起小时候，“老伙计”教他骑自行车。爸爸也教过，但给他实实在在的建议、解释如何踩脚蹬才不会摔倒的人是“老伙计”。他在公司停车场，借哈维的车给我骑，在我身边跑，先扶着车座，又松开，随时准备帮我一把，免得我往一边倒。他答应我: 学会了，就送我一辆车。他真的送了，那是我这辈子**辆自行车。现在他死了，他们把他杀了。
拉蒙乔见他进门，看脸色，就知道他从哪里来。他已经查出遇害者是谁。
“这么说，你认识。”
“他们一定弄错了，想去杀别人，误杀了他。”
“恐怕是他拒付革命税。”
“他跟我爸是一辈子的朋友，打牌打对家。尽管我在电话里听姐姐说，*近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互相不说话。”
“也许是政治原因。”
“我觉得不是，他不碰政治。他是个好人，提供就业岗位，很维护镇上的人。当然了，他说巴斯克语。”
“嗯，不管是不是好人，一定做过什么。埃塔不会无缘无故地杀人。喂，别想歪了，我不是要维护武装斗争。”
“我不知道，真不知道。好久没回镇子了，一定有事，我没弄清楚。”
“你想**回去吗?带上阿玛娅?”
“别，*好别。”
后来，拉蒙乔进工作室，做有关巴斯克国当代音乐的节目。格尔卡趁机在电台打电话回家，是胡利安接的。
“妈妈不在家。她去广场了，参加集会，要求大赦。”
“镇上刚有人被杀，几小时后她就去参加集会?”
“我跟她说了: 你脑子少根弦。外头还下着这么大的雨。她着了魔，狂热地支持巴斯克独立，没人拦得住她。”
电话那头的胡利安无神、惊恐、犹豫，说不想出门。是不想听到相关细节，对吗?外头的雨下个不停，我又有风湿。*后，他也许说了心里话:
“再说了，我谁都不想见。”
谈话并不连贯，出现了冷场。过一会儿，格尔卡开口问:
“他在哪儿被杀的?”
他没说是谁，父子俩一次都没提死者的名字和绰号。
“在家旁边，一定有人专门等在那儿。”
“你们好像不来往了。”
“你怎么知道的?”
“爸，我有时会跟镇上的朋友聊天。”
“听阿兰洽说的?”
“她也说过。”
胡利安当死者是朋友。不管怎样，在我心里，他就是我朋友。他们不说话，一方面怕人嚼舌头根，一方面因为米伦，米伦不让。她总说: 别想着去找那个人，不知道会被人看见吗?恐怕是因为何塞•马利的事，一定是，弄得她精神错乱。还有肉店老板儿子的死，他的死让镇上的人特别记恨，谁都不相信他会自杀。胡利安觉得，他应该去找毕妥利，向她吊唁。关系好了这些年，这是本分人应该做的。可他不会去，他鼓不起勇气去毕妥利家。那就偷偷去——不这样，还能怎样?——看看她。可怜的女人，一定很痛苦。此外，他得承认: 这种场面，他不知该如何掌控。如果他去不了，就让格尔卡从毕尔巴鄂寄张吊唁卡。
“写上‘格尔卡及全家’。”
“你为什么不写?用不着去看她，写上‘胡利安及全家’就好。”
“儿子，让你写两个字，怎么这么费劲?就算请你帮个忙。”
“好吧，再说。”
夜深了，格尔卡给拉蒙乔按摩。为此，他们专门买了一张折叠床，互相涂油，铺了好几条浴巾，免得把床弄脏。格尔卡替拉蒙乔按摩背部时，提到了跟爸爸电话交谈的细节。
“你会给死者遗孀寄吊唁卡吗?”
“当然不会。实在没辙，我就跟他说寄了，反正他也没办法证实。我怎么会这么做?”
“因为你没那个胆儿。”
“没错。因为我跟他一样，我跟其他人一样，是个胆小鬼。这时候，镇子里会有许多人悄声说，免得让人听见: 这太野蛮了，没必要流血，这样没法儿建设一个**。然而，谁也不会去动一根手指头。这时候，街道已经用水管冲刷干净，不会残留一丁点犯罪痕迹。明天，也许空气中会有人窃窃私语，但说到底，会一切如常。人们会去参加下一场支持埃塔的示威游行，*好出场，让人看见。要想平平安安地生活在沉默者的国度，这就是代价。”
“好了好了，别那么毒舌。”
“你说得没错，我有什么权利指责别人?我跟别人一个样。如果我们明天在广播里谴责今天这场谋杀，你能想象出会有什么后果吗?中午前，会砍掉我们的补贴，或者，直接将我们扫地出门。写书也一样。只要越雷池半步，就会遭人嫌弃，甚至被视为异己。用卡斯蒂利亚语写作的人还有点出路，可以拿到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出版。如果有才能，运气好，或许还能在写作这条路上走下去。像我们这种用巴斯克语写作的人就不行，什么门都对你关上，不邀请你参加任何活动，你会没有存在感。我很清楚: 这辈子，我只能写东西给小孩子看，尽管我已经对女巫、龙、海盗什么的厌烦透顶。”
“你计划中的那本小说进展如何?”
“做了些笔记，也许会写。要是写，我会让故事一半发生在加拿大，另一半发生在一座遥远的小岛上。”
“小伙子，今天你心情不好。别按摩了，咱们上床睡觉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