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发展道路令世界瞩目，这里既是经济实干的热土，也是经济理论的富矿。发展奇迹推动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指导。“这是一个需要理论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力图在本书中呈现出中国经济学人对时代命题的本土探索。 2018 年9 月，为纪念改革开放40 周年、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进行学理性回顾，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研究院与上海大学共同主办了**高端智库论坛暨“发展经济学在中国：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等国内外知名研究机构的350 余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我们以此为契机，历时一年，组织参会的23 位经济学家完成了本书撰写，内容涵盖“中国经验与发展经济学”“大国小康：中国发展路径再解析”“发展破局：应对挑战的新思维”三大主题。 本书呈现的研究成果，是吸纳不同理论的营养、针对中国丰富多彩的现实、结合各个**千差万别的事实所形成的。我们相信，对现有经济理论的提升、修订、发展与集成的工作一旦完成，就是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发展

摘自本书“改革开放40 年与新结构经济学”一节，作者为林毅夫 原标题：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发展的本质是什么？发展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怎样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平呢？就是现有的产业必须不断技术创新，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必须不断涌现。任何**早期都是贫穷，都是以农业为生，采用传统技术，因此，农业必须逐步采用现代化技术。但仅在农业领域技术创新也不行，农产品的价格弹性低，会出现增产不增收的问题，所以必须要有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非农产业制造业不断涌现，可以把劳动、土地、资本从农业配置到非农产业，这是一种产业技术结构的不断演变。并且随着现代技术、现代产业的投资规模、生产规模越来越大，风险也越来越大，相应的比如电力设施、道路、港口等基础设施，以及金融、法律等软的制度安排，也必须不断建立、完善起来。进而随着交易的范围越来越广、交易的价值越来越高，还必须有合同，合同的执行就要求法律、法制的不断完善。因此，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这正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 笔者主张用现代经济学的方式来研究发展问题，研究结构和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按理说应该称其为“结构经济学”，正如用现代经济学的方式研究农业就叫“农业经济学”，研究金融就叫“金融经济学”，研究结构和结构变迁应该称为“结构经济学”。为什么叫“新结构经济学”？因为**代的发展理论是结构主义，为了与之区分，所以叫“新结构经济学”。类似的命名方式，在现代经济学里也有先例。20 世纪60 年代，诺斯开始主张用现代经济学的方式来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按理说应该叫“制度经济学”，但是现在大家都称之为“新制度经济学”，是因为美国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制度学派，为了区分于制度学派就叫新制度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其实也是为了区分**代的发展经济学，即结构主义。 新结构经济学要研究一个**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技术、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安排等结构的决定因素是什么，研究什么因素推动上述结构的不断变迁。发达**产业结构的水平非常高，资本很密集，技术很先进。发展中**的产业通常是自然资源比较密集的资源产业，或者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传统农业、制造业。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构差异呢？这种结构差异是外生的，还是有内生原因呢？仔细想想，这是一种内生现象。发达**为什么一定要发展资本密集的产业？因为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少，资本价格相对低，劳动力价格相对高，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有比较优势的就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反过来看发展中**，为什么在政府没有干预之前，看不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存在的产业基本上不是劳动力密集的农业和小规模制造业就是自然资源密集产业？实际上是因为在要素禀赋结构当中资本**短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这是由发展中**的比较优势决定的。由于要素禀赋在每个时间节点上是一定的，不同发展程度的**的相对丰富程度是不一样的，这个差异就决定了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哪些产业有比较优势，有比较优势才能形成竞争优势。 发展经济学追求的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逐渐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移，或者从资源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移。既然每个时点的产业结构是由那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那么，改变产业结构、改变收入水平的前提是什么？就是要改变要素禀赋结构，即从资本**短缺、劳动力相对丰富或者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变成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或者自然资源相对短缺。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应该增加资本积累。怎样才能增加资本积累？*好的方式就是按照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去选择产业和技术。因为如果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就可以有*低的要素生产成本，同时如果有合适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话，交易费用也可以很低，这样比较优势就会变成竞争优势，有了竞争优势以后就可以*大限度地创造利润、创造剩余。并且，投资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会有*高的回报率，积累的意愿会*高，资本增加、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和比较优势升级的速度会*快。 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这是经济学家的语言。企业家不关心比较优势，企业家只关心利润，利润决定于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如果要让企业家自发地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必须有一个制度前提，这个制度前提就是必须要有一个竞争性市场。靠市场竞争决定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才会引导企业家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所以市场经济非常重要，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我们研究的是经济的动态变化，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动态变化的过程中，首先必须有先行的企业，先行企业的成败都会给后来的企业提供有用的信息，所以有外部性。同时，先行企业会比追随的企业冒更大的风险，因此，对先行企业必须给予激励。先行企业是否成功，取决于是不是具备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而这些设施不是企业家自己能提供的。如果要靠市场来解决，需要很长时间，或是根本不可能。因此，必须有一个有为政府，来克服在经济动态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外部性，完善软硬基础设施，克服市场失灵。所以，一个发展良好的经济，实际上需要两个制度前提：一个是竞争的有效市场，另一个是克服市场失灵的有为政府。在此也说明一下，很多人误解新结构经济学只强调政府、不重视市场，其实新结构经济学是先强调市场的重要性，然后指出在动态变化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要有一个有为的政府，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结合，既要有“有效市场”也要有“有为政府”，两者缺一不可。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结构主义为什么失败就很清楚了。结构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认识到产业结构是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让一个收入水平很低、资本短缺、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去发展现代化资本密集的产业是没有比较优势的。如果没有比较优势，在竞争的市场中企业就会缺乏自生能力，企业不会去投资，或因为错误信息而投资以后也不会继续经营。所以，结构主义所认为的市场失灵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市场失灵，而是这种产业在市场经济当中根本活不了，没有认识到产业结构的内生性。东亚经济为什么成功呢？因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正好遵循了比较优势的原则。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东亚经济资本少、劳动力相对多，东亚经济体先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同时东亚经济体的政府都是积极有为的，正好去克服一些前进过程当中的市场失灵。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品可以出口到国外，所以变成了外向型。同时，按照比较优势，政府又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改善软硬基础设施以降低交易费用，就会有竞争力，有竞争力 就会积累资本，改变比较优势，就会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也不难明白“华盛顿共识”为什么会失败，而且败得这么惨。转型之前的那些扭曲，包括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对价格形成的扭曲以及大型企业的国有化，这些扭曲都是为了把那些资本密集的、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起来的必要制度安排。“华盛顿共识”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没有认识到这些扭曲的内生性，认为这些干预都是外生的，可以随意改掉。但是在那些资本很密集的现代化产业，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没有这些保护补贴就活不了，如果把这种干预扭曲都取消掉，企业就全部垮了。这些企业破产的话，就会有大量失业，带来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没有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怎么发展经济？而且其中不少企业和国防**有关。如果没有资本很密集、技术很先进的大的重工业，就不能生产飞机、航空母舰、原子弹、火箭，等等。 为了国防**，这些资本密集且和军事工业相关的产业，即使私有化以后也不能让它破产，但现实是不补贴活不了。所以问题是，这些必然给保护补贴的企业，到底在国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还是在私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关于这个问题，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的是科尔奈的说法，即国有企业亏损给补贴是因为这些企业是国有，跟政府的关系就像父子关系，儿子亏本父亲必须给钱，私有化之后，切断父子关系就没有问题了。那个时候，笔者在国际、国内和很多人争论，并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政策性负担”。事实上，这些产业都有战略性政策性负担。如果所在的产业违反比较优势，是**战略需要的，有此“政策性负担”，不给保护补贴就活不了的情况下，到底是在国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还是私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当时笔者的推论是：国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会比私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少。 20 世纪90 年代的时候，笔者和许多人争论这个问题，到现在还在争论。很多人说国有企业没有效率，直接民营化就好；而笔者认为，如果是在竞争性行业也许有道理，但在自然垄断行业，或者违反比较优势但与国防**相关的产业，这种资本很密集的产业存在战略性负担，其实私有化以后效率更低。20 世纪90 年代时，跟人家争论只是逻辑推论，现在则有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以及东欧和俄罗斯的经济学家，都给出了大量实证研究予以证明。笔者2015 年在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发表过一篇以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反思“华盛顿共识”的文章《“华盛顿共识”改革：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visited: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是该杂志近几年引用率*高的一篇论文（Lin，2015）。遗憾的是，国内很多经济学家对实证经验的证据不太在乎，只是看到国有企业没有效率，认为私有化就好。但是实际上，自然垄断和违反比较优势、具有战略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从而导致腐败现象更严重，收入差距问题更突出。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渐进双轨制”改革的好处是可以维持稳定，并取得快速发展，付出的代价则是为了保护补贴承担了“政策性负担”，大型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保留的各种干预和扭曲，以及由此导致的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一个资本极度短缺的**，一些企业、行业不具备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政府给予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经过40 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资本已经不再极度短缺，多数大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有了自生能力，保护补贴的性质就变成了“锦上添花”。改革应该与时俱进，把转型期**下来的各种干预和扭曲取消掉，才能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所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样才能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形成共同发挥作用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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