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海军，从无畏舰到斯卡帕湾》以“战争背后的战争”的颠覆式写法，对1904年至1919年“费希尔”时代的英国**海军作出了真实又生动的精彩记录，是难得一见的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并重的佳作。本系列共五卷，此为二卷。 本卷讲述了一战的爆发及开战后22个月里英国**海军遭遇的挫折。核心故事是达达尼尔海战，有两个亮点：对“格本”号事件的全景式描写；以“战争背后的战争”方式书写达达尼尔海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科罗内尔海战和福克兰群岛海战，德国入侵的可能性，战争初期潜艇的威胁和大舰队斯卡帕湾基地的危险状况，袭击斯卡伯勒和“第40室”的诞生，齐柏林飞艇的威胁，多格尔沙洲海战以及海军中将贝蒂在这场海战中受困于某些问题。马德尔还在本卷中讨论了近距和远距封锁的难度、丘吉尔的“波罗的海计划”，以及丘吉尔与费希尔两人计划之间的区别。

我们已经看到，从琐碎小事（例如布雷政策和费希尔执意要求踢走无能之辈）到重大议题（例如有关齐柏林飞艇的战略），费希尔和丘吉尔有诸多不合。对费希尔来说，两人的关系在5月破裂了，直接原因非常简单和纯粹，就是达达尼尔战役——费希尔强烈反对将海军力量从本土调去增援达达尼尔。但这不是全部原因。 5月危机的背后还有一连串的潜在因素，首先开始于两位首脑性格和为人方面的冲突，这种冲突使两人无法和谐地长期共事。他们对对方都极为仰慕和尊重，甚至可以说情投意合，一度非常和睦地一起工作。5月危机之前，丘吉尔在写给首相的信中说：“我和老男孩儿是一个整体。”但是从一开始，两人关系的破裂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出现了两个独裁者——二人都具有极强的个性，聪明绝顶，思维活跃，每个人都习惯于对自己的工作施以**的统治力，而且绝不容忍任何批评和反对。“他们谁都不会退让一寸，冲突到了*后，就是两种威力强大却互不相容的化合物发生了剧烈的碰撞。” 导致这对好友*终反目的另一个潜在因素是两人在习惯上的不同。海军上将培根和费希尔的海军助理海军上校T. E.克雷斯（T. E. Crease）对这个原因*为熟悉。费希尔每天都在凌晨四至五点之间醒来，喝上一杯茶，然后就在床上开始工作，阅读晚间送抵的电报和文件，其中当然也包括海军大臣关于各种海军事务的备忘录。他在早餐之前的几个小时里就完成了当天需要集中注意力和清晰思维的重要工作。早餐后他会前往办公室，但是如果他心绪不宁，例如因与丘吉尔的合作而烦恼时，就会在参谋部全体会议或开始当天其他工作前到威斯敏斯特教堂做晨祷，这主要是为了恢复他内心的平静。他会保持这种状态直到下午六点或七点，通常也是在与海军大臣进行当天*后一次谈话之后，便回家进晚餐。晚餐后他极少返回办公室，通常在九点就早早休息了。 丘吉尔的作息则与此大不相同。早上他会在床上待到八点才起身。“他营造了一幅*不同寻常的场面，蜷在一张巨大的床上，床罩上散布着红色和其他各种颜色的信箱，一名速记员坐在他的脚边——丘吉尔先生的嘴里叼着一根硕大的卡罗纳雪茄，身边的桌子上摆着一杯温水，膝盖上放着一块写字板！”他通常上午十点才来到海军部。对他来说，主要的工作时间是从晚上十点到凌晨一点。午后小睡之后，他会返回海军部工作至晚餐时间。品尝了珍馐美酒，享受了令人惬意的社交活动，他又精神大振，进入**运转时间，“开始撰写长篇累牍的备忘录，他的头脑中充满了晨间不曾出现的睿智思想”。他会一直工作到凌晨一点或两点。在这段时间里他完成了要交给费希尔的大部分重要纪要和备忘录。 “这样做的结果（克雷斯所写）就是费希尔爵士需要在回家进晚餐之前，与海军大臣商定他认为重要的所有事项，而在晚餐后不久就上床休息，而在几小时后的次日凌晨，他又要面对一大批新到的备忘录、纪要、方案、建议等等。1915 年4 月和5 月，这些文件几乎全部是有关达达尼尔战役的各项事务，毫无疑问在此时刻，这种程序让他非常恼火，不断地折磨着他的神经，所以他经常在一大早就怒对海军大臣。…… “费希尔爵士后来对丘吉尔先生讨论问题的习惯也非常不满，特别是有关达达尼尔行动的事宜，因为丘吉尔总是先与A. K. 威尔逊爵士和亨利·杰克逊爵士交谈，所以会带着先入之见来找他。 “我相信这些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小事，让费希尔爵士对丘吉尔先生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个性方面的琐事对人际关系的影响要大于在重大事务上的分歧。” 第三个个人特质方面的潜在原因是丘吉尔对自己职权的界定。一些人，包括阿斯奎斯，可能认为海军大臣代表的是他的同僚们汇集在一起的观点，但事实是他没有义务征询海军部委员会其他成员的意见。无可争辩的是，就海军部所有事务，海军大臣只需要对政府和议会负责。这要追溯到1869 年颁布的枢密令。格莱斯顿请求枢密院发布了这则枢密令，目的是为了能让他的党羽查尔德斯先生不顾海军大臣们的反对而削减海军，这使海军大臣在海军部委员会中拥有了**权力（关于1869 年之前海军大臣有多大责任和权力还有争议）。枢密令规定“海军大臣就海军部所有事务对陛下和议会负责，海军部委员会其他成员的职责是成为他的助手”，他们必须全面对他负责。1872 年3 月19 日发布的枢密令在语句上进行了修改，当时的海军大臣是戈琛。海军部其他成员是海军大臣的助手一句被删除，枢密令被简化为：“海军大臣就海军部所有事务对陛下和议会负责”，海军部其他成员和财政秘书在各自的职责方面单独对海军大臣负责。1904 年8 月10 日发布的枢密令重复了这样的用语，并在战争爆发时仍然有效。格雷厄姆·格林做了如下论述： “海军部委员会章程的问题已成为议会下属委员会质询的议题，也历经了多次讨论，但是从1888 年（当时比尔斯福德辞去第四海军大臣的职务并引出了他与海军大臣和**海军大臣之间的分歧问题）开始就没有再尝试讨论1869 年和1872 年枢密令中的规定。……自那以后也从来没有对海军大臣在海军部委员会管理各项事务时具有*后决定权一事产生过质疑，不管这些事务是来自海军部各部门还是海军部委员会的正式会议。” 当然，一位海军大臣如何解读枢密令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他的个人特质。所以麦肯纳在担任海军大臣期间（1908—1911 年）在职责分工上就显得和谐轻松，因为他从不会干涉海军专业事务。丘吉尔时代则不同，特别是在战争爆发之后。丘吉尔感到“让任何一个海军大臣在接受他的负担（个人职责）的同时又被剥夺了提出可能将被证明是必要和正确的建议的权利，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他选择履行批评、提议和建议的权利。丘吉尔对纯粹专业事务的持续干涉惹恼了费希尔，后者坚持认为这些事务应该留给海军部诸大臣和各个技术部门来处理。这位天才业余人士如此行事仅仅两个月就已经让海军上将受够了。 【摘自正文216页—正文219页】

序 前言 **部：丘吉尔—费希尔时期，1914 年 8 月—1915 年 5 月 第1章：军舰与人员（1914 年 8 月） 第2章：地中海：众多错误导致的悲剧（1914 年 8 月） 第3章：本土水域：挫折与失望（1914年8月—1914年9月） 第4章：三重威胁（1914年8月—1914年11月） 第5章：白厅的变革（1914年10月—1915年1月） 第6章：远洋作战（1914年10月—1914年12月） 第7章：警报和错失的机会（1914年12月—1915年1月） 第8章：寻求海上攻势（1914年8月—1915年1月） 第9章：达达尼尔战役：计划（1915年1月） 第10章：达达尼尔战役：实施（1915年2月—1915年4月） 第11章：5月危机（1915年5月） 第二部：贝尔福—杰克逊时期：**年（1915年5月—1916年5月） 第12章：新海军部委员会 第13章：地中海：新旧问题（1915年6月—1916年5月） 第14章：U艇、布雷舰和水面袭击舰的重现（1915年2月—1916年5月） 第15章：公众与舰队的焦虑（1915年12月—1916年3月） 第16章：大舰队：警惕的等待（1915年2月—1916年5月） 第17章：日德兰前夕（1916年5月） 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