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周虽与唐伯虎、文徵明、仇英并列“明四家”，但他在“明四家”中 的人气远远不如同时期的唐伯虎和文徵明。是因为沈周的才情不如他 们?正相反，沈周少年即有文名，被认为才比王勃 ;他是影响后世的 “吴门画派”的开创者，其画作无论当时还是后世皆被奉为“神品”。 沈周的才情也曾给自己带来青云直上的机会，是他自己拒绝入仕。 沈周为何如此低调?在以仕途平顺为文人普遍追求的时代，是什么让他选择“隐逸”? 沈周虽不像某些晚明文人那样具有叛逆性，敢于藐视传统，却也有着自 己独立的思考，正如其诗说 :“纳纳乾坤内，秋风自布衣。��本书即以沈 周的一生为主线，在为读者介绍其成长道路与艺术成就的同时，刻画了 他是如何在遵循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上，以“非主流”的姿态生存。 全书结合沈周所处的时代背景，并配合其不同阶段的高清画作四十多 幅，形成了艺术作品与创作者生命历程的对照，令人物形象更立体、饱 满，是全面了解沈周及其艺术成就的**读物。

序章 纳纳乾坤内 秋风自布衣 在本书中，我要向读者朋友讲述一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生。
他叫沈周，明朝人，出生于苏州府长洲(在今苏州市内)。用传统称谓来说，这个人是“士”**中的一员;对于后人来说，他是一名诗人和画家。在中国古代无数文人士大夫中，他的一生无疑是平淡的。他没有李白的疏狂傲世，更不会有李白“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的传奇经历;他没有苏轼的“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的侍妾朝云这样评论苏轼)，也就没有苏轼身历宦海浮沉、人生挫辱的坎坷遭遇，以及“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飘逸。
也许选择他做传主，本身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他不曾卷进历史旋涡，不曾参与政治斗争，既不愤世嫉俗，也不风流倜傥，又生活在一个还算太平的时代、一处非常富庶的地方，他的一生就像平原上一条波澜不惊的河流，不论在人格上，还是经历上，都缺乏李白、苏轼那样令人津津乐道的魅力。
然而愈深入了解沈周后，笔者感觉到了他平淡生活背后的独特。这种独特使笔者对他的喜爱和尊敬不亚于对李白和苏轼的感情。他让笔者联想到了一个关于西方古代一位知识分子的小故事。
那是基督出世前的古希腊时代，有一位哲学家叫第欧根尼，他一生大部分时光都在古希腊地区的科林斯城度过。他没有房子，没有衣服，只有一张毯子和一个桶。毯子就是衣被，白天披在身上，晚上盖在身上;桶就是房子，他睡觉的地方。他却认为自己比波斯国王还要快活。
故事中的另一个主角是马其顿的国王亚历山大，这位年轻的君主是后世公认的伟大军事家，他创建的马其顿帝国是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还在他远征亚洲前，他就已是希腊城邦联盟的首脑，到处受到欢迎、尊崇和奉承。有一次亚历山大亲自去拜访第欧根尼，后者正披着破毯子，心满意足地躺在破桶中。那天天气晴朗，阳光和煦。亚历山大站在第欧根尼面前，先开口致以和蔼的问候，然后说:“第欧根尼，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
“能，”第欧根尼说，“站到一边去，你挡住了我的阳光。”
亚历山大的部下和围观的希腊人发出一阵窃笑，为第欧根尼的狂妄自大和不识抬举，也为他错过一个可能改变自己命运的好机会。亚历山大只是一阵惊愕的沉默，慢慢地转过身，对着身边的人平静地说:“假如我不是亚历山大，我一定做第欧根尼。”
亚历山大听懂了第欧根尼的话。亚历山大是一国之主，是人人崇敬的英雄，又有无上的权力和财富，第欧根尼却一无所有，他只要接受亚历山大的恩赐，立刻就可以变成富翁或官员，但这些世人钦羡的东西，对第欧根尼来说，却还抵不上眼前的一点阳光。在国王的眼中，第欧根尼是臣民中可以忽略不计的，而第欧根尼同样蔑视王冠和权杖，他对自身的价值有**的自信，不再需要君主的恩赐来加以证明或升值。所以亚历山大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他不能征服广袤的领土，如果他不能掌握世俗的*高权力，那么他宁愿做第欧根尼，虽然贫穷，却依然拥有真正的独立和自由。
笔者之所以引述这个小故事，就是因为沈周的独特正在于他追求与第欧根尼相似的独立的个体价值和自由的精神世界。像第欧根尼那样的知识分子，在后来的西方历史上并不鲜见，他们与政治是疏离的，专注于文学艺术的创作或者科学研究，世俗的权力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君王的赞赏也许会让他们感到荣耀，但绝不会以之作为衡量自己价值的尺度。
中国的情况则不然。中国文化的传统从上古就强调个体对集体的依附，个体的价值只有在对集体的服务和奉献中才会得到承认和肯定(例如伟大的诗人屈原，本也是忠于楚国，一心要把楚国引向光明的方向，但由于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较多地赞美自己的高洁，把自己置于楚国**集团的对立面，就被东汉史学家班固指责为“露才扬己”)。儒家的价值观更要求知识分子积极地投身于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建设中，具体地说，就是从政做官:其上者做帝王师，通过对皇帝的影响而使**进入良好的秩序和正常的运作，达到政治清明，人民安乐;其下者至少也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便把他们自身的*大价值寄托在政治理想的实现上。我们前面所说的李白，他其实渴望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苏轼也是以“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自诩的。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专制主义**集权的日益加强，知识分子自我价值实现的标准更有狭隘化为皇帝个人的认可和赞赏的趋势。从宋朝时就流行的一首打油诗便说明了这一点:“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诗作表明了这样一种价值观:“读书(成为知识分子)”是整个社会能赋予个体*大价值的事业，而这种价值的源泉则在于可以出仕做官，为“天子”所重，也就是由皇帝决定。
明朝初年，朱元璋对知识分子——包括在朝的文官和在野的文人——采取了高压政策。本来立国之初，急需人才，新王朝确实也从全国征召了大批有才识之士，但朱元璋天威难测，朝臣们动辄得咎，说不清哪**就祸从天降，几乎是提心吊胆过日子。以明初四大案——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为例，被杀的官员及其家属数以万计，受牵连者更是多不胜数。不止一位大臣冒死在奏疏中指责朱元璋这种做法，认为“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而吴晗在《朱元璋传》中也有这样一段不乏文学色彩的描写:“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胫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网外围外的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由此不难想象当时知识分子的处境。
朱元璋当然知道自己“或朝赏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以及滥施法外诸刑罚，会把很多读书人吓破胆，不敢出来做官，于是特地发布了一道诏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即有背教，杀而籍没之不为不公。”这道诏令被收于朱元璋亲编的《大诰三编》中，而这些“大诰”是具有与法律等同地位的。“寰中士夫”，特别是有声誉的文人，甚至被剥夺了“穷则独善其身”的权利，陷入了逃无可逃的境地。
**的明史学家吴晗评论朱元璋为“有史以来权力*大、地位*高、*专制、*独裁、*强暴、*缺少人性的大皇帝”。在对待知识分子方面，政治上的高压、肉体上的消灭只是一个方面，思想上的控制和尊严上的摧残则使知识分子彻底匍匐在皇权之下。*显著的一点就是在科举考试中“八股取士”，这是中国文化的大厄，也是明代知识分子的大厄。读书人要想有出路，就只能在“四书五经”的范围内写作有固定格式、规定字数的八股文，文章立意须“代古人语气为之”，绝不允许自由发挥。而就是这个“代古人语气”也是受到限制的，即使与君主专制稍稍有忤，那么哪怕是圣人说过也不能“代”的。比如孟子，这位在士人心目中仅次于孔子的圣人，他生于处士横议、策士纵横的战国时代，思想中有一定的民主因素，也坚持人格的尊严与平等，这在《孟子》一书中多有反映，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朱元璋读到这些极为恼怒，下令撤去孔庙中孟子配享的牌位，将孟子逐出孔庙。只是由于孟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已经根深蒂固，才收回了命令，但后来仍让人大肆删改了《孟子》，将他不喜欢的地方删去了八十五节之多，余下一百六十节。
朱元璋的儿子朱棣通过“靖难之变”夺取了侄儿建文帝的皇位后，在对待士大夫时，以恐怖手段威吓和思想上钳制这两个方面丝毫不比其父逊色。他攻入南京后，用血腥手段展开了对忠于建文帝者的清洗，当时的一代儒宗，在朱棣发兵前他的主要谋臣姚广孝曾请求万不可杀的方孝孺，竟被****地诛了十族。即位后，朱棣命大臣编纂了《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书，不遗余力地禁锢士人的思想。总之，明代前期的一系列文化措施的*终目的就是培养对皇帝**服从、没有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奴才。回顾明代历史，可以看出这个目的已经很大程度地实现了。当然不是所有的士人都被纳入了“彀”中，例如本传传主沈周，他出生在明代前期，就像拒绝了亚历山大大帝的第欧根尼一样，他多次拒绝地方官员的举荐，甚至拒绝过皇帝的亲自征聘。不过与第欧根尼将大多数传统的标准和信条看作虚伪的玩世不恭不同的是，沈周性情平和，他恪守着礼仪规范，生性淡泊。如果说他的一生是平原上的一条河，那也是宽阔而深沉的河，有着自己的方向和伟力，沉缓而坚定。生活在政治高压的阴霾刚刚减弱的年代，他虽不像百来年后的某些晚明文人那样具有叛逆性，敢于藐视现存的伦理价值观念，却也有着自己独立的思想。他有诗说“纳纳乾坤内，秋风自布衣”，这诗句中蕴含了他对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的不张扬的自信与自傲。他代表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价值取向——在科举功名之外寻找新的生活情趣和人生理想，从依附朝廷走向独立的人格。
所以，沈周成了一名隐士，一生居于田园，从未参加科举，但他的“隐”不是与世隔绝、遁迹深山，他依然履行一切世俗义务，并不以“隐”自命清高。他关心国事民生，与**和地方的许多官员都有亲密的友谊。
在隐逸生活中，沈周以艺术创作确立了自己的价值。他痴心绘画，留下了大量珍品。作为画家，他初学画时正值院体画派风行天下，为世俗崇尚，但他不随波逐流，而是执着于内心的选择，投身苏州地区文人画习作，并发扬光大，带动并指导了一批后辈跟进创作，形成了史上的“吴门画派”，在他的晚年，吴门画风成为画坛主流。
沈周集文人、隐士和画家三位于一体:在身后以画名垂千古，在生前以“诗”和“隐”受到长辈的期许、同辈的敬重、晚辈的推崇。他在绘画中融入了自己的文气和隐意，隐逸型文人心态和生存状态成就了他在绘画史上的地位。
诗文才情曾给沈周带来仕途上青云直上的机遇，但沈周淡然拒绝了。他选择隐逸生活，使明王朝的官僚体制中少了一名普通官吏，艺术史上多了一位杰出的大师。

序章 纳纳乾坤内 秋风自布衣 在中国古代无数文人士大夫中，沈周的一生无疑是平淡的。 然而愈深入了解沈周 , 便愈能感觉到他平淡生活背后的独 特。诗文才情曾给沈周带来仕途上青云直上的机遇，但沈 周淡然拒绝了。他选择隐逸生活，使明王朝的官僚体制中 少了一名普通官吏，艺术史上多了一位杰出的大师。 **章 才比王勃美少年 转益多师初学画 沈氏世籍吴兴(今浙江湖州)，元朝末年移居苏州相城，历代布衣，族无显宦，却俨然吴中望族。这与沈氏世代书香盈门、书画传家是分不开的。沈氏与绘画的不解之缘起自 沈周曾祖沈良。 第二章 隐兮隐兮君子儒 高山流水几知音 沈周不出仕，但他隐居乡里并不仅仅“独善其身”。在他的诗作中，常常可见关心民生的篇什。这些无不体现了儒家 “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过了而立之年的沈周，逐渐构筑出自己的精神世界，向人们展示出他成熟的性格。 第三章 西湖胜概存笔底 此行逐渐开生面 沈周既是文人，亦是隐士，又是画家，这种三位一体的身份，使他对山水的喜爱流动于血脉之中。“游山玩水”的要求更是不言而喻。 第四章 畅游江南山水郎 挥毫染翰师造化 沈周绘画作品中有大量是绘写江南实景山水，另外还有许 多作品虽无具体反映对象，但也显然融会了江南自然山水的特点，是作者先陶醉于自然界的风光，再流于纸上的结果。他以畅游江南而得山水真意，又以山水真意融于笔墨之中，便有了这一幅幅中国艺术史上的精品杰作。 第五章 伤心诗画酬亲友 幽怀快意隔死生 沈周曾自谓“天地一痴仙”，他的一生痴于亲情和友情，痴于山水，痴于绘画。*亲密的人去了，他无比悲痛。当然他不会沉溺在悲痛中不能自拔，这种悲痛转化为深深的眷恋，永远萦绕在心底，从不曾因时间的流逝而淡薄。 第六章 誉满天下居林下 明代丹青**人 晚年的沈周，身上依然充满令人羡慕的活力，丝毫不显垂 暮之态。以副都御史之职总抚苏州、松江、应天的彭礼，在巡行到苏州时，曾召见沈周，叹赏沈周不仅精于诗画， 而且详于治理之余，竟没有意识到沈周已是七十六岁的高龄，提出让沈周留在自己的幕下任职。连皇帝的征聘都不感兴趣的沈周当然婉拒了。 附:沈周年表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