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核物理学家以及原子弹 文 |[英]格雷厄姆·法米罗 丘吉尔和爱因斯坦在查特韦尔,1933年7月 他的告别演讲必然会包含核武器这个主题。1955年2月,年逾80岁的丘吉尔恋恋不舍地辞去首相职务时,他决心要在众议院*后做一场隆重的演讲。他钟情的氢弹为他提供了**主题——和氢弹比起来,同时代的所有其他事情都显得微不足道。正如几个月前他对医生讲过:“我对[氢弹]的担忧,比对所有其���问题的担忧加起来都要多。” 丘吉尔认为,氢弹是自七八百年前蒙古人开始西征以来,西方文明所遭遇的*大威胁。3这种威胁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驱使他发起*后的重要外交倡议:邀请苏联和美国领导人会谈,以缓和冷战的紧张局势,从而降低诉诸氢弹的风险。4这番奔走肯定会在演讲中提及,但他的主要任务还是要论证,英国必须拥有这种令他恐惧不已的武器,来形成对苏联的威慑。几乎可以肯定这一论证会在众议院旗开得胜——他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在这个世界似乎要奔向一场核浩劫的关头,给他的**带来一丝希望。 他投入自己的演讲中,历数核武器的来龙去脉和他在其中的作用,千方百计追溯到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写的文章,文中提到过潜在的核能量会改变世界。《五十年后》(“Fifty Years Hence”)是其中的一篇佳作,这篇4000字的文章初次发表于1931年末,推测了科学对未来生活可能造成的影响。在文中,他提醒人们注意未来可能出现的核武器,以及这个发明将带来的挑战。他甚至瞥见了氢弹的破坏力,这种武器将在二十一年后被**引爆: 极为权威的人士告诉我,未来人类一定会发现重要性远远超过任何已知能源的新型能源。核能的威力是我们今天使用的分子能所无法比拟的……如果一磅水中的氢原子能够被设法聚合在一起形成氦,所释放的能量足够驱动一台上千马力的机器运转一整年……科学家们对这种近乎无穷能量之源的存在均不持异议。 丘吉尔这篇文章的基础是弗雷德里克·林德曼(Frederick Lin-demann)的一篇草稿。林德曼是一位言语尖刻的牛津大学物理学教授,堪称丘吉尔的“科学大宰相”。在丘吉尔看来,林德曼是“国内**的科学家和*强大脑之一”,但学术界许多重要人士并不认同这一观点。6他们大多认为,丘吉尔口中的这位“教授”还算是一名杰出的科学家,天赋是能够把复杂的论述概括得既简单又准确,但他不是一个深刻的或有想象力的思想家,当然也算不上核科学方面的专家。 教授为他所仰慕的朋友提供的服务之一,是通报基础科学的*新研究进展,以滋养其求知若渴的头脑。1926年春,当物理学家们谈论新近发现的具有革命性的物质量子理论时,林德曼送给时任财政大臣的丘吉尔一本书,讲如何运用基本的量子观点来理解原子结构。丘吉尔深深地被这本书吸引了,以至于几小时都无法专注地编制预算。 几年之后,林德曼使丘吉尔同步了解到剑桥大学的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及其同事在核物理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包括原子核的**人工嬗变。此后不久,丘吉尔就对科学家的成就感到惊异,并在主持了一场林德曼关于核物理面向非专业人士的谈话之后声称:“这就是科学进程中的伟大研究。”教授确保让丘吉尔领先于其他所有政治**(无论在世或去世)了解到核技术的机遇和威胁,而获得的回报则是,丘吉尔让他成为曾服务于政府的*具政治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 弗雷德里克·林德曼,查威尔勋爵,约1952年 1955年2月下旬丘吉尔所准备的演讲,是他为了在英国战后历史上留下光辉名望而做的*后努力,在演讲中他将自己定位为大英帝国*近两任女王统治期之间承上启下的人物。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后岁月,丘吉尔就阅读过印行甚广的有关放射性发现的读物,科学家们后来明白,这一发现与核能的释放有关。而今,在伊丽莎白时代的初年,他正授权制造一种能够释放这种能量的武器。直到一年前读到《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上的一篇头版文章《毁灭与氢弹》,他才**全面认识到氢弹的破坏力。正如他几个月后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他当时差点连眼珠子都蹦出来了。 议会的同事们现在正期待着他以一场伟大演讲来圆满结束第二个首相任期。尽管所有人都知道丘吉尔对氢弹的痴迷,但很少有人意识到他全面介入了发展核武器的进程。白厅(Whitehall,英国政府的所在地)有几个人熟悉他这段经历的细节,知道按丘吉尔自己的标准来看,核发展事务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算不上特别出彩的部分。他几乎总是被动应对而非引导事件的发展,在顾问选择上暴露出判断力不足,直到木已成舟,也没有展现出他所吹嘘的见识和想象力。 在深陷世界大战乱局的时刻,还要不得不考虑核武器的可能性,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场灾难。1940年5月,丘吉尔**次担任首相的两个月前,白厅接到来自伯明翰的消息,两位“敌国侨民”(这是政府对他们的分类)已经发现了制造原子弹的可行方法。接下来的近两年里,丘吉尔在核方面的顾问渠道过于狭窄,认识也过于肤浅。*糟糕的是,他排挤了亨利·蒂泽德(Henry Tizard),而蒂泽德在运用科学解决军事问题方面是英国****的专家,这一做法让许多领军科学家大失所望。计算机先驱,前雷达工程师莫里斯·威尔克斯爵士(Sir Maurice Wilkes)回忆道:“科学家们给首相**了*能体现他们共识的人,然而他却选择了另一个自行其是的人。”10几乎整个战争期间,丘吉尔只和林德曼以及他们的同事约翰·安德森爵士(Sir John Anderson)讨论过这种新式“爆炸物”——原子弹造出之前他通常这样称呼——而对绝大多数内阁成员保密。他没有再展现出惯常的稳健作风,也不再有以往对开创性新武器(如“一战”中的坦克)的热情。 1941年8月,当丘吉尔签署了制造原子弹的计划时,他并没有领会这种武器的变革性实质:一架飞机便可载运它,在数秒内抹掉一座城市。英国的核科学家,当时在该领域远远领先于美国同行,曾给了丘吉尔**价值的筹码来应对罗斯福,而罗斯福也写信建议英美开始平等合作共同制造原子弹。丘吉尔实际上白白浪费了这一筹码。他几周都没有回应罗斯福总统的慷慨允诺,甚至还对原子弹合作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到美国卷入战争之时,规模庞大的“曼哈顿计划”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该项目毫不留情地追求美国自身利益,把丘吉尔晾到一旁。直到1943年初春,他才好像**认识到核计划的战略意义,但已比罗斯福晚了十八个月。丘吉尔及其核心顾问这一次的缺乏远见,导致的后果之一便是英国科学家在这项计划的领导中只能担任次要角色,他们对如何应用自己原创的那些想法也没有足够的决策权。 1944年5月,丘吉尔在唐宁街10号会见了丹麦理论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这次会见非常尴尬地显露出他对原子弹缺乏洞见。众所公认,玻尔是世界上成就*为**的核科学家,虽然不善言辞,但拥有超常的智慧。当玻尔含含糊糊地说出他的建议——美国和英国应该与盟国苏联共享核武器的秘密时,丘吉尔不屑一顾,一点也没有表示出对林德曼的那种尊重和专注。罗斯福也没有时间听取这位丹麦人的想法。假如这些领导人深入思考一下玻尔的观点,避免战后极度恶化的军备竞赛就并非完全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