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在梦里听到一双钉了铁掌的靴子发出“噔噔噔”的声音,那声音由远及近,它伴着恐惧,压迫,一声逼近一声,后踩进我的额头,踏��梦境。睁眼,手握成死死的拳头,心跳急促,而梦境清晰依旧,在它刚刚消逝的瞬间,留下一串渐次减弱的震颤使我眩晕。等到灵台清明,我还是要花很长一段时间费力地去绕开它。为的是遏止恶劣的情绪漶漫。无法诉说,没有人能从精神的内部来慰藉我,漫长压抑的童年,寂郁的少女时代,终,我在阅读中找到了消解。我似乎很早就意识到,人可以依赖冥想活着,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然后整个儿地缩在里面。我希望它能够阻挡门外热水瓶摔在地上炸碎的声音,暴烈的父亲,他的怒吼,母亲瑟缩着啜泣,年幼的弟弟,他扯着喉咙发出尖厉的哭号……全部,把它们挡在我的世界之外。在那样的年纪,我是如何练就了一副冷心肠的?一个人的自尊在长期对抗自我的脆弱时,内心就会结出一种类似盔甲的硬壳,看上去冷酷,麻木,不顾他人死活。这是我青春的叛逆。很多年之后,我再看那个时期的照片,很多张,我,撇着嘴角,空漠的眼从来不看镜头,鼻孔发出轻蔑的一哼,脸,厌倦着一切。我曾尝**文字去面对它,或者说去面对尘封在内心角落的那个自己,可我疑心,一旦付诸文字,后呈现出来的是另一个模样。很本能地,文字会朝着情绪化、自我辩解自我粉饰的方向。篡改,无非是遮蔽的另一种形式。然而,很长时间以来,我竟至发觉,即使是遮蔽,那也是真实的一部分。包括,即使我虚构的是另一个自己,那也是我心里希望的样子。 那双钉了铁掌的靴子是我父亲的,那是一双长筒牛皮靴。它的材质有天然的光泽与质感,锃亮、漆黑,沉默。摆放在那里,竟有轩昂的不凡气度,类似于某种男人的品格:伟岸的将军,不朽的战神,抑或心怀天下的英雄豪杰。那个时候,父亲跟那一代的年轻人一样,喜欢一个日本电影明星,他叫高仓健,那一代人,喜欢他,皆因那部叫《追捕》的电影。我想,父亲在穿上那双长筒靴的时候一定是有了杜丘的代入感,他时常穿着它,铁掌发出的声音让他萌生了凌驾他人的意志。父亲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刚及一米六零。矮,是他终生的忌讳,逆鳞,不让人碰的。自卑与狂妄,不加掩饰。我相信父亲是一个痛苦的人。他仅穿三十七码的鞋子,然而那靴子小却只有三十九码,明显大了,前面空出一截。在80年代中期,一双一百多块钱的靴子,父亲眼睛都不眨地买下了。他把长裤扎进长筒靴,那靴子竟没过了他的膝头,快要到达大腿的部位,远远看着,他的下半身,仿佛是从靴子开始的,看上去丑陋而怪异。父亲趾高气扬地穿上它就脱不下来了。那么多的日子,伴着他说着凶狠的话,变形的脸,目眦欲裂,他愤怒地、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铁掌在水泥地发出的声音,那声音,于我,真像是一场噩梦——他打了母亲。我用双手捂住弟弟的眼睛,缩成一团。 我后看到那双靴子是很多年后的事情,它被扔在废弃的阁楼里,跟一堆缺腿的桌椅、旧自行车、不再使用的缸和有裂纹的陶罐们待在一起。那靴子的脚脖子扭得面目全非,像两只畸形的老树根。左边的一只,鞋尖处斜昂着头,没法着地,右边的那只,右侧严重磨损,脚背处折痕太深,快要断了。它们都无法站立,铁掌已锈。这是一双备受摧残的靴子,它承载着父亲太多的乖张、暴戾和喜怒无常。我所能忆起的有关这双靴子的那些岁月,父亲折磨着我们所有的人。 这双靴子仿佛为我找到了一种述叙的调门。写作十五年,关于父亲,这个离我生命近的人,我却迟迟落不下一个字。起先缘于家丑不可外扬,讳莫如深。毕竟父亲有牢狱的经历。而后,我却又始终没有准备好去面对那个时候的父亲和我自己。一想到,或者一梦到,我都是极力去绕开,拼命往里缩。长期以来,我以为这个往里缩的空间还很大。然而,30年过去了,人世沧桑,几遭起起落落,一生飘零异乡,终也只落得浮生寄流年,虚掷了光阴。一切外在的,俗世的荣辱、毁誉,于我,皆已是风中之物。而今,我之所以去写它,除了一种佛性的释然之外,我还认为,不论是父亲还是我,在面对他入狱这个事件之时,皆不能以一个丑(即耻辱)字去定义。相反,40岁的父亲和16岁的我,在那个事件中认识了彼此,我们重新建立了一种人世间宝贵的关系:父女。我终没有抛弃父亲,我向他伸出了手,并抓紧了他。那件事不再是我们人生的污点和耻辱,而是一次重生的艰辛历程。我想起杜拉斯的《情人》,她写这个小说已进入生命的暮年,而这个她在十六岁就遇到的男人,是她终生难忘的情人,她为什么要挨到古稀之年去写这个让她终生难忘的人?之前,我对此很疑惑,然后现在懂了。她应该找到了一种合适的表达,赋予这个故事在她的生命中无可取代的光与不朽,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时空的距离,需要那种历尽世事沧桑之后仿佛又回到原点,重新对过往的打量,以及日日积累的情绪等待临界喷涌而出的那一刻。现在,这双靴子,这个破败而又衰老的实物,我在心里攥着它,眼前浮现出父亲中风初愈时的那张歪斜的脸,那张写满现世已然走到尽头的哀绝的脸。惶惶然,竟莫名想到“大限”二字,一阵心惊过后,泪腺犹如受了暴击一般,滂沱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