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廉价旅馆，三个本来完全不可能有交集的陌生人意外相遇——一个刚被解雇的前女牧师、一个改做了接待员的前百万富翁的孙子，以及心狠手辣但头脑简单的前杀手安德斯。鉴于杀手安德斯的名声和他的实力，这三个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商业合作关系：女牧师和接待员出面接下来自黑社会的各种“任务”，并由安德斯负责执行。他们还通过媒体耸人听闻的头条新闻来为自己做宣传，吸引顾客，并迅速地在富有的瑞典黑帮中建立了庞大的客户群，生意兴隆。 如果不是杀手安德斯匪夷所思的好奇心，这原本是一个**的计划。但当安德斯某**开始鬼使神差地追问人生的意义之类的**问题时，局面逐渐不受控制，于是女牧师和接待员想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计划：他们要经营一座教堂。结果引发了一连串爆笑而荒诞的故事。 约纳斯•约纳松在小说中运用了他十分擅长的转折叙事，全书充满了标志性的犀利和幽默，是一部真正让人捧腹的喜剧。而且约纳斯也试图在提醒我们：重新开始，去发现生活中什么才是*重要的，这一点永远都不算太晚。

精彩内容节选 章 在瑞典一家年久失修的旅馆接待前台，站着一个正在想入非非的男子。不用多久，他的生活就将与死亡、人身伤害、窃贼和恶棍进行亲密接触。 他是马贩子亨利克•伯格曼的孙子，继承了祖父的很多缺点，不过这也是常有的事。他祖父是瑞典南部贩马这个行当中的翘楚，每年交易的马匹少说有七千匹，而且匹匹上乘。 但从1955年起，那些翻脸不认人的农民们把祖父的冷血，不，热血动物都换成了拖拉机，其更换速度之快令老人难以置信。交易量从七千匹降至七百，后来又降至七十，后降成只有七匹。五年后，家中几百万克朗的家产都在柴油的青烟中化为乌有。1960年，他那尚未出世的孙子的爹，为了尽可能拯救这个家，挨家挨户走访该地区的所有农户，大谈特谈机械化的危害。当时许多谣言不胫而走，比如说，柴油溅到皮肤上会致癌——当然，它的确溅在皮肤上了。 孙子他爹还说，研究证明柴油会引起男人不育。不过他真不该这么说，因为这种说法毕竟毫无根据；另一方面，农夫们都有孩子，少则三个，多则八个，他们虽然要养家糊口，但性欲却十分旺盛，所以柴油的这个副作用，对他们来说实在是求之不得。去买避孕套是很难为情的事，但是去买麦赛福格森牌或约翰迪尔牌拖拉机就没什么难为情的了。 一贫如洗的亨利克被他后剩下的那匹马踢死了。悲痛万分的儿子虽然没有了马，但却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他学完了一门课程，不久就被法西特公司录用。这是国际上一家主要的打字机和机械计算器制造公司。可是他的一生将第二次遭到生活的践踏，因为市场上突然出现了电子计算器。日本的产品可以放进上衣的内兜，似乎是在取笑法西特生产的那种砖头般大小的产品。 法西特机器的体积没有缩小（起码缩得不够快），但公司本身却缩小了，缩到后荡然无存。 贩马商的儿子失业了。为了逃避两次被生活欺骗的现实，他与瓶中之物结下了缘。失业，愤愤然，总是不洗澡，总是不清醒，在比他小二十岁的妻子眼里，他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妻子忍了一阵子，又忍了一阵子。这个有耐心的年轻女人终意识到，有可能结束与这个男人的错误婚姻。**早上，丈夫穿着污渍斑斑的白色内裤，在家里走来走去找东西的时候，她对丈夫说：“我要离婚。” “你看见那瓶干邑白兰地了吗？” “没有。不过，我要离婚。” “昨晚我放在餐柜上的。你肯定动了。” “可能是我清理厨房的时候把它放进酒柜了。我记不清了。不过，我跟你说，我要离婚。” “酒柜里？我真该先看看那儿。我真傻。你要搬出去？你要带上那个刚刚尿裤子的小东西，是吗？” 是的，她把孩子带走。孩子淡黄的头发，一双温和湛蓝的眼睛。今后，他将成为一名接待员。 孩子的母亲曾经想当一名语言教师，但在离毕业考试只有十五分钟的时候，她的孩子来到了这个世界。现在，她带着小孩、自己的物品，还有签了字的离婚文书，搬到了斯德哥尔摩。她重新使用起娘家的姓：佩尔松，并没考虑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后果，因为孩子已经起取名佩尔。（不是不能叫佩尔•佩尔松，不是有人叫约纳斯•约纳松嘛，但是总是有点单调乏味。） 在首都等着佩尔•佩尔松母亲的工作是马路停车管理员。她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几乎每天都要听因违章停车被罚款的那些人喋喋不休，主要是那些被开了罚单，又能轻易支付罚款的人。她成为教师的梦想——想把德语介词支配宾格或与格的知识传授给那些满不在乎的学生——中断了。 但是，这本来只是一件临时工作，他的母亲却干了很长的时间。也真是无巧不成书，有**，一个违章停车者正在喋喋不休地抱怨时，突然发现这个穿制服的人居然是个女子，他就走了神。有了前因，就会有后果。后来他们在一家餐馆共进晚餐，等到喝咖啡加小甜点的时候，那张违停罚单已经被撕成了两半。等这个因产生第二个果的时候，这个违章者已经向佩尔•佩尔松的母亲求婚了。 谁知这个求婚者竟是一个要回雷克雅未克的冰岛银行家。他答应他的未婚妻，只要她肯跟他一起回去，她要什么都可以。他还会用冰岛男人的手臂来欢迎她的儿子。光阴荏苒，当初那个浅黄头发的小男孩，如今已经长大成人，可以自己做决定了。他希望在瑞典有个较好的发展前途，谁也无法把今后要发生的事与可能发生的事进行比较，所以无法判断这个儿子的打算的是对还是错。 佩尔•佩尔松学习不是很用功，才十六岁，还在上学，就找了一份工作。他从不告诉母亲他具体干的是什么工作。他这么做自然有他的理由。 “孩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母亲会问。 “妈妈，我去上班。” “这么晚？” “是的，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营业。” “你都干些什么呢？” “我都告诉你上千次了。我是嗯……娱乐业的助理。人们在那里聚会什么的。” “什么类型的助理？你们那儿的名称……” “妈妈，我得赶紧走了。再见。” 佩尔•佩尔松又一次溜走了。本来他就不愿说更多的细节，比如他的老板在斯德哥尔摩南部胡丁厄的一幢破旧的黄色大木屋里，包装和出售临时的情爱。这家店名叫爱神俱乐部。还有，他负责后勤工作，兼任服务员和巡视员。把每个客人带到合适的房间，找到合适的情爱对象，花费合适的时间，这些都很重要。他安排时间、计算时间，隔着门偷听（放飞自己的想象）。一旦发现要出岔子时，他就发出警报。 他母亲移民冰岛后，当他完成了自己学业——正式意义上的毕业——的时候，他的老板决定转行做其他生意。于是爱神俱乐部摇身一变，变成了海角旅馆。虽然它既不靠海边，也不在海角，但是老板说：“我总得给这个鬼地方取个名儿吧。” 总共十四个房间，一晚上收费二百二十五瑞典克朗。公用厕所和浴室。每周换一次床单和毛巾，但是要等用得不能再用了才换新的。其实老板并不愿把一个妓院改成一个三流旅馆。客人有陪床的时候，他挣的钱更多。如果姑娘们有空闲，他还能临时搂一个来取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