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是诗人、作家汗漫游历中国南方的文化散文集，收录了十七篇作品。作者跳脱出游记体散文的寻常窠臼，记游历，复记心志，始终将山水自然紧密联系于个人经验和时代记忆，表达独到而开阔，叙事、思辨与抒情圆融洽切，史、诗、思并美兼善，充满强烈的汉语美感、智性力量和个人辨识度，直抵大地、传统和自我的繁复幽深处。

现在，夜雨寺消失，夜雨继续。淅沥不已声声慢，像黑夜这一个无边大寺里的诵经声。不论身处何地，在雨夜，我都会想起渝州城、夜雨寺，想起晚唐时期的一个深情者。（《渝州记》） 武松从打虎直到砸店的故事，被茶馆内的说书人，从春季叙述到秋天。 在北方，这个故事只需一小时的唱念做打，即了结悬念。江南缓慢，因为有无数细节和微妙来支持，不会出现一丝漏洞和搪塞——从美人眼波流转，到屋檐雨滴在青瓦薄唇上欲说还休，绵��、幽深、一吟三叹。（《吴越记》） 渡居岛上的景色，酷似俄罗斯电影导演塔可夫斯基的影像风格：冷冽，缓慢，让环境、处境成为主角，人则充满消失其中的冲动。我身后，四百公里外，上海生活像法国导演侯麦的电影，男女在咖啡馆、办公室、街头之间游移，恍惚而暧昧，如同中午时分的光线。我喜欢这两个诗人气质的导演。雾中的岛屿，正午的都市，在眼前纠缠而又融合。所谓诗意，就是各种故事、事故之间的喘息之地，对故事、事故充满厌倦和拒斥。我和朋友们在岛上的丛林、岩石、悬崖之间跳跃、喘息，暂时摆脱故事和事故，洋溢出无益于人类也无损于社会的诗人气质。（《群岛记》） 青藤书屋山墙外立面，嵌一方石刻“自在岩”，出自徐渭手笔。这面墙因风雨剥蚀而斑驳如水墨，我喜欢。“自在岩”三字，我喜欢。徐渭期望成为自在的岩石，只与青苔、露水、林间的光、鸟鸣，发生一种自然而然的关系，却走了幕客与师爷这一条山阴路——阴影中的路，扭曲的路，可抵达峰顶也就必然通往深渊。在阴影和扭曲中，徐渭以残破之躯、残年，学习一丛青藤，**绿叶和蜜蜂，向墙外广大的光芒凌风起舞。手握同样一支狼毫，从刀笔小吏复归为书生，必须接受种种的丧失：庙堂上的功名，银库里的月色，自家天井里的爱和灯影…… 徐渭终于在砚台这一块小的山阴岩石上，确认自我，得大自在。“会稽非藏污纳垢之地，乃报仇雪耻之乡。”明末王思任如是说，有根有据。他一定想到了勾践、陆游、徐渭，也想到未来的徐锡麟、秋瑾、鲁迅？在大地或素纸上，报仇雪耻。（《山阴记》） 李白《东鲁门泛舟》：“日落沙明天倒开，波摇石动水萦回。轻舟泛月寻溪转，疑是山阴雪后来。”我喜欢后一句，“疑是山阴雪后来”。 在山东曲阜一条溪流上，李白泛舟，忽想起山阴、剡溪、一场雪、王子猷雪夜访戴，就怀疑自己不是李白，而是王羲之的那个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儿子了。 “乘兴而行”，也的确是李白写照——酒兴、诗兴、赋比兴。也似乎是隐喻——雪夜访戴，其实是要去访问自己，那名字叫作戴安道的人，无非是一个书生访问自我所需要的驿站和契机，继续与自我对白、激辩、和解。“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与王羲之同处东晋时代的名士殷浩，因这一句话，与“雪夜访戴”等等魏晋时代逸事美谈，而被南北朝时期的刘义庆载入《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其实就是一部“乘兴而行之书”。刘义庆对刚刚消失的魏晋时代人物，乘兴而神往、书写，让那些乘兴而行之人，被后世我辈乘兴而读。比如，“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部书中的“任诞”“简傲”“排调”各卷，充满了王子猷、殷浩、郝隆、王孝伯一类自治而自洽之人，李白喜欢，我喜欢。这类人物**，“疑是惊鸿照影来”。（《山阴记》） 夏丏尊和他的朋友，当然不会知道被后人冠以“白马湖散文作家群”之名，也未必认同这一命名。他们每个人的声腔面目，都有各自鲜明的辨识度，但如果把先生们的文章比喻成黄酒，则应获得高度认同：在绵软、微甜中隐伏持续的刚烈，内力无穷，连他们书桌上的文具，也恍惚拥有南方酒器之美：锡制，里圆外方，中有夹层，天寒时节可注入热水以保温。夏先生的砚台就含着一个夹层，可放入炭块加热，免得墨水在冬夜里凝结为冰，就能在油灯下一直写到天色微明了。（《白马湖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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