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从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与周边邻国关系、西方文明四大方面纵古论今，求和谐发展之道。国内史学界专家学者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恢弘的气度，追寻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演说人口与中国疆域的变迁，数点中国历史的风流人物，争论封建制度儒法内核本质，反省清朝的盛衰兴亡历程，反思近代转型过程中那个文化的断层；与此同时，扩大视野，关注中国与周边邻国关系的微妙变化，放眼海外，探求古希腊的民主悲剧，研究17世纪荷兰的崛起，宏观现代性的形成和扩展等历史问题。在东西方文明的独立发展与相互交汇的历史变迁中，在反省与沉思中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与建议，以资当代中国的发展借鉴。

人口与中国疆域的变迁 葛剑雄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在历史时期中国的人口数量一直在世界人口总数中占有很高的比率，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率一般在20％-30％之间。公元200年正值东汉末年，接近人口低谷，出现了10％左右的*低比率。而1850年是20世纪前中国人口的高峰，占世界人口的百分比高达35％左右。
如此庞大又占世界人口如此高比率的中国人口对外部世界究竟起过什么作用？在中国历代中原王朝疆域的变迁中有过什么影响？是否曾经对邻国和世界构成过威胁？中国人口中有多少人、以何种方式移殖境外？有些人曾经想当然地做过各种回答，有人甚至把匈奴人和蒙古人对欧洲的征服、“黄祸”同中国的人口联系起来，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一度成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依据。但实际上，并没有人将中国人口与历史的有关方面结合起来，作过严肃认真的研究，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什么值得一提的结论。
本文选择中国历史上疆域变迁和人口增长比较显著的几个阶段，用以���察人口与疆域变迁的关系，以回答这些问题。
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又经过了多次扩张，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去世时，秦朝的疆域达到了**的范围。秦朝的疆域包括了战国后期七国旧地的全部，但一部分是新从其他民族手中夺取的。
约在公元前222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军在平定楚国的江南和越国旧地后，就进入了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征服了当地的越人政权，设置了闽中郡，以冶县（今福州）为郡治。但秦朝的控制点显然相当少，所以在如此广大的区域内没有设什么县治，而在秦亡以后整个闽中郡地就又重新为越人所有。
秦朝的新疆域包括岭南地区，即南岭以南今广东、广西和越南的东北部，是百越诸族的聚居地，战国时还不是楚国的领土。根据《淮南子·人间训》的记载，秦始皇的动机是“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因此命尉屠睢率五十万军队分五路南征。由于越人以丛林为依托奋勇抵抗，三年中秦军死伤数十万，连尉屠睢也在越人夜袭中丧生。所以到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才又征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同年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基本结束了军事行动。驻守岭南的尉佗要求秦始皇遣送三万未婚妇女，作为士兵的配偶，但只获得了一万五千人。
在西南，秦朝以成都平原为基地，向西、北两方面扩张到了今大渡河以北和岷江上游，占据了邛、笮、冉、等部族地区。向南又整治开通了一条“五尺道”，从今四川宜宾延伸到云南曲靖，并在沿线控制了不少据点，设置了一些行政机构。但由于投入的兵力和派驻的人员有限，统治并不巩固，所以在秦亡后就都已经放弃了。
在西北，秦始皇于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派蒙恬率三十万军队赶走了河套一带的匈奴人，第二年在阴山以南、黄河以东设置了九原郡，管辖新设的34个（一说44个）县。但这些地方本是战国时赵国的旧地，连秦始皇令蒙恬筑起的万里长城，实际上也是以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已筑过的长城为基础的。由于匈奴是游牧民族，以往曾不时侵入内地，秦朝的措施主要还是出于军事上的防卫目的。
秦始皇时代的人口总数在2000万-3000万之间，但在经过战国末年长期的战争之后，人口数量已经有了很大幅度的下降，所以当时普遍存在的是劳动力的不足，而不是人口压力。正因为如此，秦始皇在大规模征调民众服劳役和兵役时不得不采取残暴的强制手段，而且已显得捉襟见肘，如对征南越的军队派不出更多的增援和补给，在设置新政区后也无法迁人更多的移民。秦亡以后和西汉初年，秦朝的新领土丧失殆尽，西南和南方全部为当地民族夺回，或建立了实际上独立的政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秦朝的驻军、行政人员和移民数量太少。就是在中原移民集团掌握了政权的南越国，还得依靠当地的部族首领，沿用越族习俗。秦朝曾有一些人从山东半岛及东南沿海地区迁往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但他们大多是出于逃避秦朝统治的目的，或者是长期海洋迁移传统的延续，并不是迁出地人口过多的结果。
西汉初期的疆域收缩直到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才告结束，经过数十年的征战和经营，汉朝的疆域在武帝后期达到极盛。汉朝的扩张是从收复秦朝故地开始的，但结果超过了秦朝领土的范围。汉朝的西南界扩展到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南方则增加了海南岛和今越南北部和中部，东北的辖境南到朝鲜半岛中部江华湾一线，西北从匈奴和羌人手中夺取了整个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并进而控制了天山南北，直至今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但由于扩展太快，新设的建置过多，兵力和财力都不能适应，加上地方官的苛政引起了当地民族的反抗，一些政区又撤销或缩小了。如撤销了在朝鲜半岛的两个郡，其余两郡也缩小了辖境。放弃了在海南岛的政区，机构和人员全部撤回大陆。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西汉末年。
西汉初的人口估计在1500万-1800万之间，在武帝初的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增加到约3600万。武帝中期开始，人口出现了多年的停滞和负增长，到末年（公元前87年）下降至3200万。此后增长恢复，到西汉末年（公元2年）达到约6000万的高峰。此时西汉不计西域都护府辖地的领土面积约400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14127.63（人／平方公里，以下同）；则武帝初的人口密度估计在10左右，**低于此数。因此，从总体上说，西汉的扩张与人口压力毫无关系，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开疆拓土的行动发生在人口远非*多的阶段，而在人口接近高峰时非但没有再采取任何扩张领土的举措，反而会有所收缩。
汉武帝在北方和西北的军事行动，基本上都是从打击匈奴的实力出发的。所以尽管曾多次深入蒙古高原，但一旦战役结束就退守长城一线，稳定的领土没有超过秦朝的范围。河西走廊的获得也是匈奴战败投降的结果，由于该地具有断绝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和连接西域（今新疆和中亚）的战略地位，控制并加以巩固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同样，在羌人的故地湟水流域设置政区，主要也是军事上的需要，而不是出于经济利益。西汉在西域的军事行动，基本上都是为了与匈奴争夺控制权，是对匈奴战争的延续。**的例外是大宛的用兵，这是个别招摇生事的汉朝使者挑拨的结果，而汉武帝以为大宛不堪一击，将出兵的美差交给了宠妃李夫人之弟李广利，以便他能立功封侯。这场历时四年、付出了十多万人的生命和无数牲畜物资等惨重代价的战争，搞得国库空虚，天下骚动，得到的只是千余匹“天马”的战利品。汉武帝在西南的多次用兵，目的有三：一是换取大宛、大夏、安息等国的“奇物”；二是用**买通大月氏、康居等国在军事上牵制匈奴；三是扩大领土，使不同风俗、不同语言的各族纳入版图，显示自己“威德遍于四海”。正因为如此，这类战争在当时就受到普遍的反对，以至武帝也不得不下诏罪己，停止了在边疆的军事行动和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一带）的屯戍。
西汉初年的文帝时期，晁错提出过“徙民实边”的建议，但其着眼点主要是利用内地的罪犯和贫民充实边疆，并不是内地人口太多。武帝时，人口相对稠密的关东在灾年出现了大批流民，安置困难，于是新开拓的西北边疆成了移民的*佳场所。到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为止，迁入的移民累计有80多万，定居于河西走廊和今内蒙古南部、陕西北部、宁夏、青海东部。由于移民的迁移和定居完全依靠朝廷提供的粮食、种子和物资，使朝廷多年的积累耗费一空。移民的巩固也完全靠法律和强制手段维持，自由迁入受到限制。所以尽管在武帝以后的七八十年间关东局部地区的人口密度增加，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却再也没有实施向边疆的移民。在西南，官方也没有组织对新拓领土的移民，大多只是四川盆地内的居民自发地向南扩散。与此同时，汉朝在南方却不止一次地弃地移民，在征服东越、闽越后都将当年越人迁至江淮之间，造成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全省长期近于无人状态。在撤销海南岛的政区时，也将愿意内迁的人全部迁走。
还必须指出，西汉对西域的控制主要是依靠声威，而不是使用军队。由于补给线太长，就地生产的粮食数量有限，当时不可能在西域维持过多的驻军和行政人员，常驻人员不过六七千人。东汉对西域的控制几度中断，在其得以维持的阶段，常驻人员比西汉还少。除了少数因种种原因流落在西域的人以外，汉朝的移民从未越过河西走廊西端的玉门关。
除了西南局部地区以外，东汉的疆域从未超过西汉的范围，尽管东汉的人口峰值实际上并不低于西汉。而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以外的土地设置为永昌郡，只是当地民族归属的结果，从未发生过战争。而且东汉期间，匈奴、羌、乌桓、鲜卑和西域诸族开始内迁，*终演变为魏、晋、南北朝持续数百年的大规模少数民族内迁。
公元589年隋朝灭陈后，它的疆域并没有恢复到西汉时的幅员，其东北以辽河与高丽为界；南方虽一度灭了林邑国，但不久就已退至北纬18。一线。此后隋朝从东突厥人手中夺回了河套，把边界扩展到阴山以北；又从西突厥夺取了今新疆哈密地区。大业四年（公元603年），隋炀帝趁吐谷浑被铁勒打败之机，灭了吐谷浑，取得了它的故地，其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但这些疆土的开拓有的只有军事上的意义，有的存在的时间很短。如与东突厥的界线虽划定在阴山以北，但隋朝的行政区实际仍未出阴山山脉的范围。吐谷浑首领到大业末年就又复国，在今青海境内所建政区到唐朝时也未恢复。
隋朝人口*多时估计为5600万-5800万，还没有突破西汉的记录，其直接统治的范围与西汉大致相仿，但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南方容纳的人口比西汉时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所以并不存在人满为患的问题。相反，在隋炀帝穷兵黩武的情况下，到处出现了田园荒废的景象。正因为如此，隋朝对新辟土地，除了实行军事控制外，无法实施有效的移民。如对吐谷浑旧地，虽又“置郡县镇戍”，却只能“发天下轻罪徙居之”，人数显然是相当有限的。隋末唐初，突厥势力南侵，连首都长安也受到威胁。因此，尽管黄河流域还没有恢复战争的创伤，全国人口不足3000万，唐朝还是不得不发动了对突厥的反击，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灭东突厥，贞观二十一年又灭薛延陀，疆域达到了贝加尔湖以北。以后又灭西突厥，辖境远至中亚。
唐朝的疆域，*西曾经到达过咸海之滨，*北曾包括西伯利亚，*东一度拥有萨哈林岛（库页岛）和朝鲜半岛的大部分。但是这并不是说唐朝同时拥有过这样大的疆域，而且达到*远点的时间是非常短的。例如，控制咸海以东是在龙朔元年（公元661年），但到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就撤到了葱岭，实际只维持了3年。而那时还没有灭高丽，东部的边界仍在辽河一线。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唐朝又扩展到葱岭以西，但东部的安东都护府已退到辽西。天宝十年（公元751年）怛罗斯一仗败于大食（阿拉伯帝国），唐朝的疆域又退回到葱岭。北方自灭薛延陀到仪凤四年（公元679年）突厥再起也只有32年时间，唐朝就又撤至阴山山脉以南了。总章元年底（公元669年）灭高丽后置安东都护府，但到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其治所就从平壤迁至辽东，不久又迁至辽西，高丽故地基本丧失。
在研究唐朝的疆域与人口的关系时，以下三个方面是必须注意的，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唐朝的疆域扩张与人口增长并不是同步的，当人口达到高峰时，极盛疆域已成过去，这与西汉的情况相似。隋唐之际的人口谷底估计在武德五年（公元624年），约为2200万-2300万。此后以年平均8％-12％D的增长率增加（包括因自境外迁入而增加的部分），至安史之乱前的公元755年达到约8000万-9000万的高峰。而唐朝在北部推进到极点时的人口约2900万，在西部获得*大疆域时的人口约为3500万，在朝鲜半岛设立安东都护府时的人口至多有4000万，都离高峰甚远。而在人口超过8000万的天宝盛世，除了今新疆乌鲁木齐及其以东一带有一些正式的州县，其设置正式行政区域的范围基本没有超出西汉的范围。
唐朝在新辟的领土基本都设置都护府和都督府，或通过羁縻府、州、县的形式进行统治。羁縻政区的首长绝大多数都是由其原来的首领世袭的，不纳赋税，除已迁入内地的以外也不领朝廷俸禄，当然也不接受唐朝的常驻机构和人员，不会有什么移民迁入。唐朝存在时间较长、较稳定的六个都护府中，安南的辖区是西汉以来的旧地；安东所管的大多也是辽西的旧地；安北一度辖有今蒙古和西伯利亚，但到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后即迁至今内蒙古；单于原辖阴山、河套一带，至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后并人安北；只有北庭和安西两个存在时间*长，辖区又基本都是新辟。这些都护府都没有为唐朝的人口提供多少扩展的余地，因为除了常驻的军队和行政人员以外，由内地迁去的人口极少。迁入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和庭州（今乌鲁木齐一带）的主要是罪犯，在都护府和镇的驻地如安西（今库车）、北庭（今吉木萨尔）、疏勒（今喀什）、焉耆（今焉耆）等处主要由戍卒实行屯垦。安史之乱后这类迁移也基本结束了。
相反，伴随着唐朝扩张的是大批边区和境外民族的内迁。如东、西突厥被灭后，有数十万人迁入唐朝，定居在首都长安的就曾有一万户，河套和今陕西、山西北部都是安置突厥人较多的地区。高丽被灭后，三万多户百姓被迁至江淮以南及山南、京西诸州，其中一部分以后迁回辽东，但不久又被迁至陇右、河南。百济的**和百姓被迁于辽东、徐州、兖州等地。山东半岛沿海有很多新罗人居住。此外，回鹘、铁勒、西域诸族、吐谷浑、吐蕃、党项、契丹、奚等族几乎都有不少人内迁。唐朝的军队，从将领到士兵，都有大量来自边疆和境外的人员。
总之，在唐朝的疆域达到极盛时，其人口还没有超过西汉；而当其人口达到高峰时，绝大部分人口居住的范围与西汉的疆域相仿；迁入唐朝的人口远远超过唐朝向边疆地区的移民。
……

人口与中国疆域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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