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法国重要的诗人、作家苏佩维埃尔的两部小说：《潘帕斯人》和《偷孩子的人》。 《潘帕斯人》是苏佩维埃尔的部小说，讲述潘帕斯草原农场主瓜纳米鲁的一个奇幻故事。不满足生活的富足，瓜纳米鲁在潘帕斯草原上制造了一座火山，在这一行为得不到理解之后，他进行了第二场“行为艺术”，运送火山去巴黎，于是，在运送的船上以及抵达巴黎之后，他经历了种种神奇迷离的奇幻之旅——火山藏进手提箱，邂逅美人鱼，破解词���的密码，重识事物的香气……在经历了种种可能之后，他身体发福、变得膨大，后他发现自己头顶火山——自己成了火山本身，并化身为火山灰。 《偷孩子的人》是苏佩维埃尔的第二部小说，讲述旅居巴黎的南美军官比加“偷孩子”（其实是收养孩子）的故事。有着显赫地位、殷实家底的上校比加，经历战争和政治的旋涡后，和妻子离乡，旅居法国巴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决定“偷孩子”：对于没有孩子的比加夫妇来说，尤其对于精神孤独以至于“活不下去”的比加来说，这是一种崭新的生活。然而，命运的纺线并没有改变，直到新收养的女孩玛塞勒，让一切发生了微妙而巨大的转变……一连串变故，终，离乡多年的比加上校决定返乡…… 两部小说，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讲

编 按 本书收录苏佩维埃尔的两部小说：《潘帕斯人》和《偷孩子的人》。这两部小说分别于1923年、1926年由新法兰西杂志出版社出版。 * * * 1922年，在亨利·德·蒙泰朗（Henry de Montherlant）的建议下，苏佩维埃尔开始创作他的部小说《潘帕斯人》。这部幻想性质的作品后来成为法兰西文学史上的经典，瓦莱里·拉尔博曾在该书面世后不久赞誉它为“东方共和国走进法兰西文学的入口”。 这部小说既呈现了苏佩维埃尔对于南美大陆和巴黎都市的独特情感，也传达出他对海上远航的深切体验。它所描绘的诸多元素也在作者同一时期创作的诗歌里出现，因而这部小说可被视为其诗歌的叙事形式，而小说的主人公瓜纳米鲁也就成了作者本人的化身。 苏佩维埃尔有意让这个虚构的人物替自己说话：他把1925年的诗集《万有引力》的后部分题为“瓜纳米鲁之诗”（Poèmes de Guanamiru），并在1951年出版的诗集《出生》（Naissances）中加入“新瓜纳米鲁之诗”（Nouveaux poèmes de Guanamiru）。可以说，瓜纳米鲁就是苏佩维埃尔灵魂深处的诗人。在1956年10月广播座谈的打字文稿中，他把自己与瓜纳米鲁的关系比之于阿尔弗雷德·雅里（Alfred Jarry）与其笔下人物愚比的关系：“以一个代言人为中介，我们往往比在直接的情况下更好地揭示了自身。愚比与超雄性以借用之名帮雅里向我们表明了他的真实本性。瓜纳米鲁为我的作品提供了同样的效用。他的不羁有助于我天生的羞怯下放不开手脚的诗歌勇敢地做它自己。瓜纳米鲁强大如神，承受并担保着我在我的便帽下没有勇气展示的癫狂。”对此，诗人的好友亨利·米肖曾说：“瓜纳米鲁甚至比苏佩维埃尔更为人所闻。” 对于这部作品，邦雅曼·克雷米厄（Benjamin Crémieux）曾这样评论道：“这个为成年人准备的童话故事，就像苏佩维埃尔献给我们的那样，是马克斯·雅各布所定义的散文诗的近亲：一次突如其来的背井离乡……他的《潘帕斯人》摆脱了一切重力，翱翔，并邀请我们随之一起飞行……瓜纳米鲁身上浮现出一系列散乱的特征，它们变形、壮大，突然聚集起来，在我们眼前形成一个综合的意象：南美。由此，情感嵌入了幻想：这位火山建造者是一个与强大的自然较量的人，他驯服了自然；这位与美人鱼交谈的旅客是个原始人，所有‘神话学的难题’仍对他有效；这位前来征服巴黎的农场主是新世界在旧世界面前露出的傲气的象征……我们必须毫无保留地称赞其风格与其意象的品质和诗学风味；这本书的前六十页尤其呈现了一种难得一见的‘写作’的**性。” * * * 《偷孩子的人》是苏佩维埃尔的第二部小说。在完成《潘帕斯人》后不久，他便开始创作这部作品。 这部小说放弃了《潘帕斯人》的幻想色彩，重新塑造了一个为内心执念所困的悲情人物：比加上校。不同于瓜纳米鲁，比加不再是苏佩维埃尔的化身。在1955年6月的《费加罗文学报》（Le Figaro litteraire）上，苏佩维埃尔提醒读者不要把他同比加上校混淆：“那是一个如此喜欢孩子以至于要去偷的人。而我，我有六个孩子了，我不需要去偷。” 不过，在一封致拉尔博的信里，苏佩维埃尔曾指出比加上校与瓜纳米鲁的关系：“比加是瓜纳米鲁的远亲。他是那种被内心强化的潘帕斯人。”比加确实与潘帕斯草原有着某种渊源，“Bigua”（比加）一词在乌拉圭语里就指一种似鸬鹚的鸭子。此外，比加上校从轮船跳入大海的结局也呼应着《万有引力》中“瓜纳米鲁之诗”关于“海上的人”的描写。 有意思的是，苏佩维埃尔在1928年出版的小说《幸免于难的人》中续写了比加上校的故事，让他从落水中逃生并归来，而这部小说的标题也在诗集《万有引力》中出现。通过对落水重生的迷恋，瓜纳米鲁与比加形成了一种神秘的命运交织。 1948年，《偷孩子的人》由苏佩维埃尔亲自改编为戏剧，面向公众上演。据艾田蒲说，这不仅是苏佩维埃尔在戏剧方面大获成功的作品，而且是他“严格地从戏剧角度来建构”的作品。《偷孩子的人》同样引起了电影制作者的兴趣。让·雷诺阿（Jean Renoir）曾在1964年尝试获得《偷孩子的人》的电影改编权。1991年，这部小说由导演克里斯蒂安·德·夏隆治（Christian de Chalonge）拍成同名电影并上映。 克雷米厄曾如此评论这部作品：“在《潘帕斯人》里，苏佩维埃尔已把一些现实的特征和一些超现实的或诗性的特征并置起来，尽管它们有时会因衔接不佳而发生抵触。在这部《偷孩子的人》里，他反其道而行，在一件轶事之上成功地构造出‘第二层’故事。轶事构成了其故事的层，虽然荒诞不经，但在哪怕小的细节上也说得过去。而第二个故事迈入了一个全然诗意的宇宙，正是后者把真正的价值赋予了他的书，使之充满人性的情感和忧虑……这正是苏佩维埃尔尤其值得称道的地方，因为在‘非现实主义者’身上这点往往过于缺乏：历险是想象的，但它在遭受历险的人物身上激起了人性的反应，对此，读者能够产生全心的、满怀同情的共鸣。” 安德烈·皮耶尔·德·芒迪亚格（André Pieyre de Mandiargues）则写道：“他笔下偷孩子的人物，迷人的比加上校，难道不是顽童的一个可爱发明，难道不是一个比手提箱里的小火山（那东西专用来把火焰投向客厅四角）还要可爱的玩笑？这份孩子气无法与苏佩维埃尔的作品分开，他在作品中创造了其幻想形象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或另一副面孔（因为这个形象和雅努斯一样拥有双重面孔），与一种对死亡的长久思虑有关，或不如说，与一种坚持不懈的尝试有关，那就是驯服死亡并与之亲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