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栻的生平 张栻,字敬夫(一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汉州 绵竹(今四川绵竹)人。绵竹位于四川北部,地处沱江上游,为西蜀名邑,益州 重辅。此处虽为僻邑,但两汉以还,英烈名贤彪炳于汗青者颇多。宋高宗绍兴三 年(1133),即八百多年前,张栻便诞生在居于此的南宋中兴名相张浚的家中, 为张浚之长子。 根据史书记载,张栻出生在历代仕宦的家庭,为汉代张良之后,系唐代玄宗 朝宰相张九龄弟即节度使张九皋的十四世孙。先祖原居长安,于宋真宗咸平年 间由曾祖母杨夫人携子移居四川绵竹。从曾祖父定居四川,家门不衰,几代仕 宦,且政声广播。曾祖父张铉,自号希白先生,于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诏 举茂才异等,以上疏《平戎策》名于世,被知雷州,花甲之年曾以殿中丞致仕。 祖父张咸,于神宗元丰二年(1079)登进士第,历任州县职事。哲宗元祐三年 (1088),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以奏篇列为天下,授宣德郎,旋签书 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判官厅公事。父亲张浚,为南宋中兴名相。张浚一 生志在恢复中原,力主抗金;反对女真氏族**发动的战争,为时人所景仰。张 浚曾在钦宗、高宗、孝宗三朝供职,官除枢密使,功封魏国公。 张栻虽生于西蜀,实长于南楚。他仅八岁(1141)便离开故里四川,随父亲 张浚到长沙,此后定居长沙城南,卒后与其父张浚一样,安葬在长沙之西、衡山 西北的宁乡沩山。湖南是他的第二故乡。 张栻的家庭有良好的家教传统,他的先辈多得于家学的熏陶,他的父亲—— 位极人臣的相国张浚便从小受到母亲计氏夫人的悉心教育和家学的熏陶。张浚四 岁时,父亲张咸病逝,母亲计氏夫人尚是二十四岁的青春年少的女子。张氏族人 基于计夫人年少,劝其改嫁,但计氏不从,决心抚养儿子成人,孤儿寡母遂相依 为命。计氏夫人系大家闺秀,其家族三代举进士,三代为高官,从小就受过良好 的教育。计氏夫人身挑母和父的双重职责,不但从生活上悉心抚养儿子,而且她 像古时的孟母一样,精心地教育和培养儿子成人。计氏夫人利用祖父张铉以来几 代仕宦家教材料,时时以祖父和父亲尽忠报国的言行事迹教育儿子张浚,常语 曰:“门户寒苦,赖尔成血,当朝夕以尔祖尔父为念。”张浚谨遵母训,潜心苦 读,孜孜以求,以至于老师苏元老也不甚感叹说:“张氏盛德,乃有是子,致远 未可量也!”母亲计氏夫人不仅教诲张浚如何继承先祖的学问,尤其注意对张浚 进行为**和民族建功立业的教育。可以这样说,这种教育伴随他的一生。张浚 为朝廷重臣时,值秦桧专权横行,亿兆不宁,张浚急想上本疏论,但担心招祸连 累年老的母亲。母亲计氏夫人得知儿子心事之后,便将先夫张咸在绍圣(1094— 1098)初举贤良方正对策之词诵读给张浚听:“臣宁言而死于斧钺,不能忍不 言而负陛下。”她还告诫儿子办事须以**大事为重,不要计较个人与家庭的安 危。张浚在母亲的严责下,于绍兴十六年(1146)向高宗上了满怀忠义和痛斥权 奸秦桧的奏疏。 张浚在北伐中原时,由于李显忠与邵宏渊二将军不和,导致符离之战失利。 当时主和派借机攻击张浚,动摇抗金的军心,许多官员只知谋身自保,把抗御金 国之事抛在脑后。为了安定军心,也为了表示抗金矢志不移,正当人们忙于转移 家室避难之际,张浚特命长子张栻把老母及家室从建康搬到前线的扬州,老母及 张浚的妻室虽不能效命疆场,但从精神上给了张浚巨大支持。张浚自幼萌生爱国 之志便是得力于良好的家教传统,他一生志在恢复中原,这与家庭的教育和熏陶 是分不开的。 良好的家教传统父传子继,连绵不绝。到张浚主家时,他同样以先辈的传统 教育张栻等。张栻从小就受到家学的熏陶,当张栻四岁时,张浚便教之以忠孝之 义。朱熹所作《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云:“生有异质,颖悟夙成,忠献公爱之,自其幼学,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义之实。”张栻生有异质未必可信,但 自幼好学则是事实,这是得力于其父的精心培养。张浚仕途并不通达,曾有几次 落职,然而他对儿子张栻的教育却始终一贯,抓得很紧。绍兴十六年(1146), 张浚落职连州,这时栻年仅十三岁。张浚开始对张栻进行系统的儒家经典与圣 人之道的教育,《行状》云:“……独絮子侄住,日夕读《易》,亲教授其子 栻。”张栻在父亲的悉心教诲下学业大进,虽年少,但脱然可语圣人之道,其事 迹不胫而走,传之遐迩,就连当时的皇帝宋高宗亦有耳闻。宋人罗大经《鹤林 玉露》云:“宋高宗尝问张魏公:‘卿儿想甚长成。’魏公对曰:‘臣子栻年 十四,脱然可语圣人之道。’” 张栻十五岁已成为一个饱学少年,在学林中崭露头角。《宋史·王大宝传》 说:大宝知连州,张浚亦谪居,命子栻与讲学。在文辞方面,张栻也不凡,常与 宋翔(湖南帅司参议官)等有诗词来往,彼此酬唱。至二十三岁,张栻理学思想 已初步形成,是岁他著《悫斋铭》便是重要标志。其文说:“士或志近,辨给智 巧;学之不知,其器则小。天下之理,惟实为贵;实不在外,当悫于己。不震不 摇,物孰加之;以此操行,谁曰不宜?”在此张栻不仅提出了湖湘学派以“实为 贵”的经世思想,还提出了“实不在外,当悫于己”的察识涵养的为学之方,并 以此作为座右铭。 综观张栻幼承家学,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在学术思想方面,从小就接受了儒家经典的熏陶,特别是“易学” 对其影响尤深。张浚对《易》颇有研究,曾得蓬州老儒严赓的推许,二人因对 《易》的言投意合而结忘年之交。张栻十三岁其父专门以《易》加以教导。张栻 为此深攻《易》,并著《南轩易说》,这显然是受了家学的影响。 其二,张浚在修德立政方面也给了张栻以深刻的影响。首先,张浚虽位极人 臣,官至一朝宰相,但居官廉洁,两袖清风。据《鹤林玉露》记载,绍兴七年 (1137)十月,因权奸排挤,张浚落职离朝,正当携箱离京时,投降派向高宗诬 告张浚箱中藏有自谋独霸西蜀的文书信件。高宗派人搜查,竟发现其随身之物尽 是经书典籍和诸子百家之类,除此之外,只是陈旧破敝的葛裘布衾。高宗闻此感 叹说:“张浚一贫如此哉!”为此赐张浚三百金。这种为官廉洁的作风,对张栻的影响很大。张栻自幼以孔门高徒颜回自期,以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 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为职志,为此作《希颜录》上下篇,以期做清 心寡欲、安贫乐道的颜子式圣人。他一生克己奉公,洁身自好,这是与家学的熏 陶分不开的。其次,在为官当政必须选贤与能方面,张栻受其父的影响更是明 显。张浚执掌朝政时,曾明确提出“治道之本莫大乎辨君子小人之分”。尤其难 得的是,他对君子与小人的含义做了前人所不及的界定。他说:“正人如松柏, 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接着把“君子”与“小人”做了 详细的质的区别。何谓君子?“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为心,此君子 也。”何谓小人?“谋身之计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顾焉,此小人也。” 张栻始终抓住了公与私的问题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根据。他又说“志在于为 道,不求名而名自归之,此君子也”,而小人则与此相反,“志在于为利,掠虚 美,邀浮誉,此小人也”。不仅如此,他认为君子与小人在作风和气质方面也有 严格的区别,指出:“其言之刚正不挠,无所阿徇,此君子也;辞气柔佞,切切 然伺候人主之意于眉目颜色之间,此小人也。”还说:“乐道人之善,恶称人之 恶,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过,则欣喜自得如获至 宝,旁引曲偕,必欲开陈于人主之前,此小人也。”另外,他还指出君子与小人 的区别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难进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禄,蔑无廉耻,此 小人也”(《宋史·张浚传》)。张浚从以上五个方面,详尽地论述了君子与小 人的区分,并以此躬行实践,史称为亲君子、远小人的贤相。张栻秉承父教,一 生以亲君子、远小人为治道之本,并以此屡言劝说孝宗,尤为感人的是,当他 “病亟且死,犹手疏劝上以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 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图,若眷眷不能忘者。写毕,缄付府僚使驿上,而顷乃 绝”(《宋史·道学传》)。 其三,也是重要的方面,张栻深受父亲张浚抗金思想影响。张浚一生志在 恢复中原,虽遭高宗及权奸打击,但矢志不移,他对儿子也时刻不忘对此的教 导。张浚临终时,把张栻、张杓叫到病榻前,别无吩咐,唯独嘱托说:“吾尝 相国,不能恢复中原,尽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归葬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 矣。”(《宋史·张浚传》)张栻牢记父训,从幼年起随父参与军机,一生反对和议,始终“与金虏不同天日”。 综上所述,正如杨万里上皇帝疏所说:“臣窃见左司郎中张栻有文武之才, 有经济之学,盖其父教养成就之三十年,以为陛下之用,陛下知之亦十年矣。” 张栻受家学的教育和培养,这是时人所共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