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汇编·清末卷：数学》收录了1901—1911年出版的小学数学教科书55种，中学数学教科书96种，涉及算术、珠算、代数、几何、三角等，反映了中国近代数学普及教育初创时期，国人从自编、引进翻译、融汇中西创编我国新教科书的过程。其中收录了一批罕见存世的早期教科书，如由南洋公学师范院于光绪27年首先编译出版的新式教科书《物算教科书》《笔算教科书》，以及由寿孝天、周达、丁福保、徐寯、杜亚泉、陈榥、谢洪赉等一代学人编译，由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彪蒙书室、清学部图书编译局、新学会社、中国图书公司等出版的各种新式教科书。这些中小学教科书自出版以来，各图书馆均鲜有系统收藏，以致学术界因缺乏资料而研究难以深入。此次上海辞书出版社以继承的原中华书局图书馆收藏的教科书为基础，广泛征集公私藏书，汇编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弥足珍贵。本书主编代钦教授长期研究我国近代数学教育，发表、出版了众多研究数学教育史的论文、著作，其书前代序《清末数学教科书之兴起》一文，对这一时段数学教科书的发展过程、书本行式的变化、翻译名词的演变等作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末數學教科書之興起
代欽
清末是中國歷史上極其特殊的時代，是一個巨變的時代，是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現代文化碰撞和交融的大變革時期，也是中國傳統數學教育走向近代化的轉型時期。在這個新舊交替的過渡時期，舊的已經被動摇，但還没有被淘汰；新的已經開始，但還没有完全形成。這一時期的數學教育和以往的數學教育，及其以後的數學教育，有着很多顯著的差异和特點。這些特點在數學教科書的内容、形式和編寫思想上反映*爲突出。在數學教科書的建設中，也反映了國人追求西方新式數學教育與接受新事物時的矛盾心態。在變革的過程中，一九〇四年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對數學教科書的轉型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導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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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數學教科書建設方面，小學數學教科書由國人自編的較多，中學數學教科書幾乎都是翻譯或編譯日本、美國和歐洲的教科書。隨着社會的進步，中國中學數學教科書由*初的翻譯、編譯外國教科書，*終實現了自主創新，使數學教科書具有了自己的特色。中學數學教科書在宏觀上呈現出『新』『多元化』『滯後性』和『國際合作』的特點，以及微觀上表現爲編寫形式上的竪排、横竪混合編排、使用中國傳統數學符號、完全横排、内容的『删减與添加』和『參合與融化』等若干特點。其中，竪排、横竪混合編排和采用中國傳統數學符號的特點，不僅僅是形式上的問題，而是當時不少中國知識人擔心像潮水般湧入中國的西方科學知識淹没自己的傳統文化，思想和感情上處於一種矛盾狀態，反映了部分中國數學教育工作者對西方數學教育認知的缺失，他們覬覦用中國傳統數學的方式表述西方數學的做法，在無形當中阻礙了近代數學教育的順利發展。清末中國中小學數學教科書發展的這一奇特現象與日本迥然不同。日本從明治維新後翻譯引進數學教科書即與他們傳統數學的表述方式徹底决裂，完全采用了西方數學的符號系統和表達方式，而中國的數學教科書編寫者們在自己傳統數學和西方近代數學之間徘徊，直至一九〇八年以後這一現象才被徹底改變。在清末中小學數學教科書中一般有序言、例言和編輯大意等内容，這也是一個顯著特點，到民國以後這一特點逐漸减弱。
一、清末中小學數學教科書發展之背景
（一）新式教育制度之誕生
一九〇二年頒布的《欽定學堂章程》雖然没有得以實施，但是它的頒布預示着中國學校教育的未來走向。數學教育工作者據以着手翻譯和編寫學堂數學教科書，這爲《奏定學堂章程》頒布後的數學教科書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隨即頒行的《奏定學堂章程》對學級的劃分，新式教科書的推廣使用，都作了更爲切實可行的規劃。『癸卯學制』規定小學分爲初等小學堂和高等小學堂，前者爲五年，後者爲四年。中學堂爲五年，不分初中和高中。其『學科程度章第二之第八節』中制定了教科書審定制度：『凡各科課本，須用官設編譯局編纂，經學務大臣奏定之本，其有自編課本者，須呈經學務大臣審定，始准通用。官設編譯局未經出書之前，准由教員按照上列科目，擇程度相當，而語無流弊之書，暫時應用。出書之後，即行停止。』由於《奏定學堂章程》頒布施行之際，清政府尚無能力及時推出適合學制的教科書，因此只能通過教科書的審定制度來掌控教科書品質和編訂，以應各學校的教學急需。但是初期新教科書的翻譯、編寫往往無所顧及新學制的要求，教育工作者仍按照自己的選擇和判斷選譯、編寫。
（二）編譯教科書之肇始
《奏定學堂章程》頒布之前，清末已經出現中小學堂水準的數學教科書，這爲其後的數學教科書翻譯、編譯和編寫直接或間接地提供了基礎。當時，基督教士對新式數學教科書的肇始與發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如傳教士狄考文等主張：『教會學校的成敗在相當程度上取决於是否擁有好的和適用的教科書』 。在對教科書的這種認識下，基督教士編譯了如下數學教科書：《算法全書》[ 《算法全書》，目前爲止在國内没有介紹過。該書封面**頁爲黄色，書名和出版單位用英文書寫，接着有英文序。第二頁封面爲紅色，用中文書寫書名，接着有中文序。（聖保羅書院，一八五二年）、《數學啓蒙》二卷（英國偉烈亞力撰，上海六先書局藏版，一八五三年）、《形學備旨》十卷（美國羅密士原撰，美國狄考文選譯，鄒立文筆述，劉永錫參閲，上海美華書館，一八八五年）、《代數備旨》（美狄考文撰，鄒立文、生福維筆述，上海美華書館，一八九一年）、《八綫備旨》四卷（美國羅密士原撰，美國潘慎文選譯，謝洪賚校録，上海美華書館，一八九四年）、《筆算數學》三卷（美國狄考文輯，鄒立文述，上海美華書館，一八九二年）、《代形合參》三卷附一卷（美國羅密士原撰，美國潘慎文選譯，謝洪賚筆述，上海美華書館，一八九三年）等。其中，《筆算數學》《代數備旨》《形學備旨》《八綫備旨》《代形合參》刊印次數較多，流傳較廣。與此同時，國人也編寫一些數學教科書，如《算學入門》（周廣詢撰，成都玉元堂刊本，一八九八年）。這些數學教科書的出版，對清末數學名詞術語的確立、翻譯體例等方面産生了直接影響。這裏值得指出的是，并不是説學堂章程頒布施行後，國人就立即使用新的教科書而與過去的上述數學教科書一刀兩斷。作爲過渡階段，上述數學教科書也被使用一段時間。如《代數備旨》至一九〇七年印行十次，直至一九一七年才結束印刷。
（三）無組織編寫者群體之形成
清末新式教育伊始，數學教科書成爲急缺之物。教育工作者們以『教育興亡，匹夫有責』之精神參與進數學教科書的編譯或編寫工作中，形成一個編寫數學教科書的群體。這種群體是没有任何組織形式的，他們從各自的實際情况出發，參與數學教科書建設事業。他們中有數學家或數學教育工作者、非數學教育工作的學者或教育工作者、留學生，甚至還有日本學者。如，數學家或數學教育工作者有崔朝慶、顧澄、周達、周藩、黄元吉、馬君武、仇毅、趙繚、張脩爵、程蔭南、何崇禮、陳文等；非數學家或數學教育工作者的學者有謝洪賚、丁福保等；日本學者有西師意、藤森温和等。雖則數學教科書編寫者在整體上是無組織的，但却也存在有組織的個别群體，可以叫做團隊。如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武昌中東書社編譯部等，前者爲由水準較高的學者組成的有一定規模的團隊，而後者一般爲留日學生組成的團隊，規模相對於前者小。正因爲這樣，清末數學教科書的内容和形式向多元化發展，也表現爲數學教科書的編譯、編寫水準的參差不齊。
（四）出版事業之勃興
中國自創辦學堂以來，新式的出版事業也逐漸發展，并展開激烈競争。出版企業的成長是整個商業活動擴張的重要一環，它調動了相關産業的增長，因此新興學堂的蓬勃發展不是單純的僅限於教育領域，而給整個社會帶來新氣象。一八九七年二月十一日，上海一家名爲商務印書館的小型印書房正式成立，後來在夏瑞芳、張元濟、蔡元培等人的努力下，成爲中國出版界之巨擘。一九〇二年，商務印書館設編譯所，開始編輯出版各種教科書。同年，文明書局在上海成立，也開始編印教科書。出版數學教科書的企業還有上海科學會、上海普及書局、教科書編譯社、上海東亞公司、武昌中東書社、上海科學書局、山西大學譯書院、上海群益書社、湖南作民譯社、日本東京清國留學生會館等。這些出版企業的相互競争客觀上促進了數學教科書的發展，同時也爲數學教科書建設者提供了實現自己夢想的舞臺。
近代數學教科書雖然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就開始出現，但到一九〇四年以前，没有一套完整的能够適應小學和中學水準學生使用的數學教科書。這反映出當時的教育决策者和教育工作者對普及教育的認識不足。但後來他們逐漸地認識到教科書的重要性：『欲使一國之教育日有進步，在多設學校，欲使教育有成效之可睹，在辦理學校者之熱心，而辦理學校者所挾之利器，即教科書是矣。故興辦教育欲收取普及之效，必借有用之教科書。』]在這種認識下，謝洪賚、丁福保、范迪吉、崔朝慶、何崇禮、陳文、程蔭南、顧澄、陳幌等積極翻譯、編譯和編撰教科書，一時不同的出版機構、不同的數學教育工作者争先恐後地翻譯、編譯教科書，使中小學數學教科書出版邁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