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架从纽约起飞、前往洛杉矶的航班上，有争吵不休的一家四口、饱受癌症之苦的产业大亨、负伤的美军军官、刚发现自己怀孕的年轻单身女子、还有华尔街的金融天才和大学教授等，他们共乘一班飞机升空，却在几个小时后全体身亡，只有四口之家的小儿子爱德华幸存。飞行途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警方一边寻找黑匣子，一边试图还原失事真相；而爱德华则由仅剩的血亲（姨妈和姨夫）接走，去了一个他难以适应的“家”。在那里，突如其来的媒体包围、自己难以忍受的PTSD折磨、面对亲人离开的事实，爱德华未来的日子究竟应该何去何从？

2013年6月12日 上午7:45 近期的修缮工程使得纽瓦克机场焕然一新，**警戒线的每个衔接点都摆上了盆栽，以防旅客感觉排队等候安检的时间有多么漫长。旅客们或站或坐，有的靠在墙边，有的坐在行李箱上，天还没亮，他们就全都起床赶到了机场，眼下正呵欠连天，疲惫不堪。 排在队伍*前面的是阿德勒一家，他们把行李中的电脑和鞋子放进安检托盘。布鲁斯·阿德勒摘下腰带，整整齐齐地卷好，将它摆在灰色塑料托盘里他那双棕色的乐福鞋旁边。他的两个儿子却不像父亲这么从容，他们手忙脚乱地把自己的运动鞋扔到托盘里的笔记本电脑和钱包上，鞋带晃晃悠悠地挂在托盘边缘，站在一旁的布鲁斯忍不住伸出手来，把搭在外面的鞋带放进托盘里。 安检口旁边的长方形大标牌上写着：所有钱包、钥匙、手机、珠宝首饰、电子设备、电脑、平板电脑、金属物品、鞋、皮带和食物都必须放入安检托盘接受检查。所有饮料和违禁品都必须丢弃。 一家人朝扫描仪走去。布鲁斯和阿德勒夫妇走在前面，两人中间夹着十二岁的小儿子埃迪[1]，十五岁的大儿子乔丹跟在后面，父母和弟弟都通过安检门之后，乔丹却退缩了。 乔丹对操作扫描仪的警官说：“我拒绝扫描。” 安检员看了他一眼：“你说什么？” 男孩两手往口袋里一插，说：“我拒绝接受这台机器的扫描。” 安检员提高声音喊了起来，显然想让大厅里的所有人全都听见：“这里有位男士拒绝接受扫描！” “乔丹。”男孩的父亲站在安检门的另一侧说，“你是怎么回事？” 男孩耸了耸肩：“这是一台反向散射型全身扫描仪，爸爸。我读过资料，它是市面上*危险、效率*低的扫描仪。我不会接受这种机器的扫描。” 十码之外的布鲁斯清楚，警官是不会允许他折回去、再次穿过安检门——就为了让他的儿子闭嘴的，但他不希望乔丹再多说一句话。 “靠边站，孩子。”安检员说，“不要妨碍交通。” 男孩顺从地挪到一边，安检员这才开口道：“实话告诉你，孩子，比起找个人来搜你的身，让这种机器扫描一下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简直可以说轻松愉快。假如是人工搜身，那可需要非常彻底地搜……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男孩把挡住前额的头发拢到后面。相比去年，他足足长高了六英寸，身材愈发显得像惠比特犬那样瘦长，与他的母亲和兄弟一样，他卷曲的头发也长得快极了，根本来不及控制。他父亲则有一头白色的短发，布鲁斯二十七岁时，头发就开始变白，而那一年乔丹刚好出生，因此，布鲁斯喜欢指着自己的脑袋，跟儿子打趣：看看你对我做了什么。此时此刻，男孩知道父亲正专注地盯着他，似乎打算隔着空气弄明白儿子究竟在想什么。 乔丹说：“我有四条不接受这台机器扫描的理由。你想听听吗？” 安检员乐了，露出饶有兴致的表情，周围的旅客也纷纷竖起了耳朵。 “唉，老天爷。”布鲁斯低声说道。 埃迪·阿德勒拉住母亲的手，至少一年以来，他还是**次主动这样做。自从父亲宣布全家人要从纽约搬到洛杉矶的“重大决定”，经常看到父母打包行李的埃迪似乎受到了刺激，紧张不安时会闹肚子。眼下他更是觉得肚子里翻江倒海，恨不得就近找个厕所冲进去。埃迪说：“我们应该留在他身边的。” “他会没事的。”简告诉儿子，这句话也是她对自己说的。她丈夫始终盯着乔丹，但她不忍心也拿谴责的目光看着大儿子。与布鲁斯相反，她更愿意在这个时候拉着小儿子的手，从触碰中寻找安慰，此前她一直在怀念这种感觉。要是我们能更经常地拉住彼此的手，她想，那么许多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安检员爽快地说：“说来听听，孩子。” 乔丹掰着手指头，逐一数落道：“**，我不想吸收过量的辐射。第二，我不相信这项技术能够防止恐怖主义。第三，我讨厌政府给我的蛋蛋拍照片。第四——”他喘了一口气，“我认为在机器里接受扫描时摆出的姿势——举起双手，就像被强盗打劫一样——会让人感到虚弱无力和没有尊严。” 运输**局安检员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环顾四周，想确定这个男孩是不是在耍他。 不远处，坐在轮椅上的克里斯平·考克斯正在等待安保人员检查他的轮椅上是否藏有爆炸物。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这位老人一直在心里嘀咕：为了检查爆炸物，就要把我的轮椅上上下下摸个遍，用得着这么仔细吗？要不是我连多喘一口气的劲儿都没有，肯定会拒绝的！这些白痴以为他们是谁？他们把我这个可怜的老头子当成什么人了？本来坐着轮椅、请护士陪着出门就已经够惨的了！看到安检门前发生的这一幕，他终于忍无可忍，愤慨地吼道：“既然这孩子愿意让人搜身，你们就给他搜身啊！” 几十年来，这位老人已经习惯于发号施令，而且几乎从来没有人违背过他的命令，他的大嗓门像黑带选手击穿木板那样粉碎了安检员的犹豫不决，于是，他示意乔丹去找另外一名安检员。第二位安检员吩咐乔丹分开两腿，伸展双臂——男孩的家人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男人粗鲁地在孩子的两腿之间摸来摸去，全都惊愕不已。 “你多大了？”安检员问乔丹，他暂时停下来，整了整橡胶手套。 “十五。” 他做了个鬼脸。“我可是很少给小孩搜身哟。” “那你都给什么样的人搜身？” “嬉皮士，大多数都是嬉皮士。”安检员思索片刻，“或者曾经是嬉皮士的人。” 乔丹必须强迫自己保持不动，安检员的手沿着他的牛仔裤裤腰一路摸过去，他觉得非常痒：“可能我长大了也会变成嬉皮士。” “我检查完了，十五岁的小孩。”安检员说，“走吧。” 乔丹面带微笑地走到家人面前，从弟弟手里接过自己的运动鞋。“我们走吧。”他说，“可别耽误了上飞机啊。” “我等会儿就跟你谈谈这件事。”布鲁斯说。 两个男孩走在前面，径直穿过大厅，他们置身的这条走廊有许多窗户，可以远眺纽约市的摩天大楼，它们像钢铁制作的人造峰峦，直刺蓝天。如同舌头会情不自禁地去舔舐牙齿被拔掉后留下的坑洞那样，简和布鲁斯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落到了世贸**双子塔楼曾经矗立的位置，但他们的儿子在塔楼倒塌时年纪很小，所以，对于眼前的景象，两个男孩并不觉得异样。 “埃迪——”乔丹说，兄弟俩彼此对视了一眼。 他俩能够毫不费力地读懂对方的心思，常常彼此之间一语不发就能完成一次交流或者做出一项决定，这让他们的父母都觉得匪夷所思。兄弟俩曾经就像连体人，无论干什么都黏在一起，然而去年的时候，乔丹似乎被弟弟排斥了，所以，他刚才叫了弟弟的名字，言外之意是：“我还在这里，我总是会回来的。” 埃迪捣了哥哥的胳膊一拳，立刻朝前跑开。 简小心翼翼地走着，小儿子刚才松开了她的手，不知怎么，她现在觉得那只手似乎有点疼。 在登机口需要等待的时间更久。一身白衣的年轻女子琳达·斯托伦匆匆走进一家药店，她的掌心里全是汗，心怦怦直跳，仿佛要从胸腔里蹿出来。昨天半夜，她从芝加哥搭飞机抵达纽约，准备从这里转机前往别处，她已经在候机室待了好几个小时，一直坐在长椅上，手提包抱在胸前，不停地打瞌睡。因为需要在纽瓦克转机，她订的是*便宜的航班。在前往机场的路上，她告诉父亲，她再也不会问他要钱了。父亲却对她的话嗤之以鼻，甚至拍着大腿哈哈大笑，就好像刚刚听女儿讲了一个他听过的*有趣的笑话。可她却是认真的，眼下这一刻，她可以确定两件事：**，她永远不会回到印第安纳州；第二，她永远不会再向父亲和他的第三任妻子要任何东西，**不可能。 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这是琳达第二次来到药店，她把手伸进包里找钱夹，手指却碰到了验孕棒的包装纸，这还是她在印第安纳州南本德的时候买的。这次来药店，她挑了一本名人杂志、一袋巧克力糖果和一瓶无糖汽水，拿着它们来到收银台。 克里斯平·考克斯靠在轮椅里打鼾，他瘦得皮包骨头，薄薄的皮肤满是皱纹，像是纸折的一样，手指偶尔无力地颤动几下，犹如挣扎着学飞的小鸟。他的护士是个眉毛浓密的中年女人，正坐在附近的位子上锉指甲。 简和布鲁斯并排坐在蓝色的机场椅子上争执不休，但没人看得出他们在吵嘴，因为两人的表情看起来毫无波澜，声音也压得很低。他们的儿子把父母的这种吵架风格称为“四级备战”状态，由于这种状态的紧急程度比较低，所以兄弟俩毫不担心——父母虽然看似产生了分歧，但更多的是在沟通而不是战斗，双方都希望积极地解决问题。 布鲁斯说：“他这样做很危险。” 简轻轻地摇了摇头：“乔丹只是个孩子，他们不会把他怎么样的，而且他也有权利这么做。” “你太天真了，他这叫多嘴多舌，乱发牢骚，迟早会惹上麻烦，到时候人家可不管法律赋予了你什么样的公民权利。” “是你教他要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的。” 布鲁斯无力争辩，悻悻地抿紧了嘴唇。他在家里时常教导儿子们，对待功课，要善于运用批判性思维。他想起*近有一次，为了向孩子们强调凡事不能只看表象的重要性，自己还朝他们大吼大叫过。要敢于质疑一切，他告诫孩子们。一切。因此，他一连几周都对哥伦比亚大学的那些爱说大话的家伙拒绝授予他终身教职这种白痴行为——就因为他没有参加哥大的鸡尾酒派对——耿耿于怀，甚至为此诘问系主任：“喝酒吹牛、插科打诨什么的到底跟数学有什么狗屁关系？”他希望儿子们也有胆量质疑这些吹牛大王——然而不是现在，也许他应该把自己对下一代提出的期望修改成这样才算妥当：“要敢于质疑一切，但必须得等到你们长大搬出父母家并且手握大权之后，因为这样我就不用眼睁睁地看着你们惹麻烦，却只能站在一边干着急了。” “瞧瞧那边那个女的。”简说，“她的裙子上是不是缝了一串铃铛？怎么一动就会响？什么人会穿这样的衣服？她自己受得了吗？”说完，她想要嘲弄地摇摇头，无意之中流露出的却是求而不得的羡慕——因为她也其实很想穿着这种叮当作响、风格招摇的衣服走来走去，发出动听的声音，吸引别人的注意。意识到这一点，她的脸都红了。今天她穿了牛仔裤和那件被她称为“写作毛衣”的针织衫，这是为了舒适起见，而那个女人如此打扮又是为了什么呢？ 方才通过安检门时那种担忧和尴尬的感觉已经在布鲁斯心中逐渐消散，他揉了揉太阳穴，以信奉无神论的犹太人特有的方式做了个感恩祈祷，感谢自己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头疼，甚至连脑袋上的二十二块骨头都会跟着疼得一抽一抽的。医生问他知不知道是什么引起了偏头痛的时候，布鲁斯哼了一声，因为答案显而易见：他的儿子们。对他来说，做父亲意味着接踵而至的恐惧。兄弟俩还是婴儿时，简就曾经说他抱孩子就像抱着手榴弹，可他觉得他们就是手榴弹，并且现在依然是。布鲁斯同意搬到洛杉矶的主要原因是，电影工作室租给他们一栋带院子的房子，他打算把家里的这两颗手榴弹关进院子，无论想去哪里，都得由父亲开车送他们过去，而住在纽约时，两个孩子只需要钻进家门口的电梯就可以满世界乱窜了。 他审视着两个孩子，他们正坐在候机厅的另一侧看书，以温和的方式宣示自己是独立的个体。小儿子埃迪这时候也恰好抬起头来看向了父亲。埃迪也是个悲观忧虑的人。父子俩交换了一个眼神，感觉就像处于不同年龄段的同一个人彼此对望。布鲁斯咧咧嘴，挤出一个大大的笑容，试图鼓励儿子也这样笑一笑。不知怎的，他突然非常想要看到这孩子开心的样子。 那个穿着叮当作响的裙子的女人走到他们中间，切断了两人的表情交流。她每走一步身上都会响起铃声。这个女人高大壮实，是菲律宾裔，黑发上点缀着小珠子，正在轻声哼唱一首歌，虽然听不清完整的歌词，但零星的词句犹如花瓣一般被她撒在了候机室里：荣耀、恩典、哈利路亚、爱。 一个穿制服的黑人士兵站在窗边，背对着房间。他身高大约有六英尺五英寸，体格魁梧，肩宽背阔，活像一只五斗柜。没错，这位名叫本杰明·斯蒂尔曼的大兵总会占据相当大的室内空间。他正在听菲律宾女人唱歌；她的声音让他想起了奶奶。他知道，奶奶的眼睛就像安检扫描仪一样，当他抵达洛杉矶机场，等在那里的这双眼睛就会一下子将他看穿。她会看出他和加文吵过架，看到两周后那颗穿进他身侧的子弹，看到现在用来堵住弹孔的结肠造瘘袋。在她面前，哪怕本杰明受过专门的说谎训练，而且一辈子都在对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每个人隐瞒真相，也什么都藏不住。不过，眼下他可以在这首歌里面找到暂时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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