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选序言
王德峰
与康有为并称的梁启超(1873~1929)在中国近现代政治舞台上的事迹是不会被人淡忘的,其政治活动之功过已经有人评说,而且还将继续被人评说。然而,我们现在为他编一部文选,是拿他作为思想家来看待的。
梁启超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和学术的贡献何在? 这个问题很难准确、全面地回答。他的思想与治学**个性,而且,正是其突出的个性便已使他在中国近现代思想界居一个不可动摇的地位。梁启超曾将自己与其师康有为作比较说:“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去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①此言不虚,可谓客观地表达了梁启超治学的个性。治学之个性原不是一个纯然涉及方法的问题,而是内在的精神人格之在外的表现。梁启超生逢乱世,其时,国内政治昏乱,国际上列强虎逼中华,遂使强烈的救亡图强意识萦其心怀而终生不能去,其治学其著述无不围绕寻求民族出路之真理这一大志。然而,政治舞台风云变幻,政治人物贤达与奸雄并举,各种势力都有“思想”和“主义”的旗号,而各种政治实践的结果又每每蜕变其质,距理想甚远。至于梁启超本人的政治活动就更是屡屡遭挫,捉襟见肘,常陷于困穷矛盾之中。但他绝非一个愿意堕落其志而后袖手旁观的人,而是屡败屡试,虽困窘,虽迷惑,却仍然锐意进取,以为责任不可贷,希望不可泯,大道不可不求。这种以对民族的责任而问路求学的精神经常洋溢于他的讲学和著述之中。所以,他才“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
梁启超在一九二○年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对自己在思想界的作用作过评价,他声明这种评价是“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①。且不论这种个人的自我评价能否做到“超然客观”,笔者在此只拣其可以成立者略述一二。
梁启超自称“新思想界之陈涉”,破坏力不小。这一评价大致确当。他初时在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对其学识极为钦佩,然亦非全盘接受,却是“时复不慊于其师之武断”,对于康有为以神秘性说孔子,亦不谓然。后来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时人附和者甚多,而梁启超屡起而驳之,认为这种做法*大的危害在于“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②。他以“陈涉”自任,即是以开思想自由之路为根本要求。今人之不甚了解梁启超者,常因其一生主张珍视中国精神传统,特别是作为这种传统之表述的孔子思想,而斥责其为革新在表、守旧在里。此见实谬。梁氏之为“陈涉”,表里不二。例如,对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主张,他就曾力辟之,坚决反对那种以为西方人除了制造、技艺等等之外别无学问的看法,大力提倡“将世界学说为无制限的尽量输入”①。
他认为在翻译和介绍西方学术著作方面当时所存在的严重不足是晚清思想运动的一大不幸:“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②倘若他真以为对既有国学中的精神内容作一番重新梳理即足以满足时代的要求,又如何可能认为西方思想之未能真正输入是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思想运动所以“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③的原因呢?
梁启超对自身的另一评价也是可以成立的,即“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随有所见,随即发表”,“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④。他自己说:“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⑤前后矛盾,固是缺点,特别于欲问学于梁启超者易生不知所适之感。然思想之沿革本与社会之运动、变迁不相离。梁启超作为思想家而论,确非蔚然成大家、成大师者,然其思想轨迹之如此密切关涉近现代中国之变迁者,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恐又非他莫属。这反而成为其一大优点。读他的文选(如果选的角度适当的话),今天的读者自可得到从思想伏流之一端去体会中国社会近现代历程之精神底蕴的大益处。梁启超对自己的这一特点亦有辩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①其意思便是,既为“陈涉”,便难免于粗率。然自知粗率,且进而敢于自我批判、自我否定,不计为世人诟病,是他的一个十分可贵之处,也表明他之治学,原非为学术而学术。他自白于世人曰:“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但是,“不惜以**之我,难昔日之我”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