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新学与洛学的消长
南宋儒学的开始是与宋室南渡前后百年间的王学、洛学的升沉和消长相联系的。任何一种哲学思想的理论意义与历史价值,*终无疑是决定于哲学思想自身的内容,但哲学思想于现实中的升沉与消长,直接的原因则更显见得是由外在的因素所构成。而对于王学与洛学而言,这外在的因素中,尤其重要的是政治与教育。
**节 新学与洛学的升沉消长
王安石于熙宁当政以后,他主编的《三经义》深得宋神宗的肯定,神宗讲:“今谈经者言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撰经义,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于是颁于学官,称《三经新义》,成为科举的依据。这种现象当然为儒学中的其他学派所不喜,只是不能指责皇帝,只能攻击王安石。苏轼尝云:
王(安石)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但是,凭着政治的权力和科举的导向,王学事实上占了优势。
这种优势从正面看,是王学的影响极大,所谓“安石(《三经新义》)行,士子以经��于有司,必宗其说,少异,辄不中程”。北宋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崩,哲宗立,宣仁太后临朝。五月司马光出山,随后二程兄弟上台(程颢除宗正丞,未行而卒)。元祐元年(1086)二月司马光拜相,三月程颐为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四月再受经筵之命,同月王安石逝于江宁。在这场政治大变动中,熙宁新法虽一一尽废,蔡碓、章悖、吕惠卿也次第罢免,而且尽管司马光对王安石改革后的科举考试形式和以《三经新义》为依据表示不满,但除了新法与人事以外,科举方面没有受到冲击。事实上,司马光对于王安石新学的攻击,在同一政治集团中也受到了批评。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